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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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极善于从自然现象和事物中获得人生感悟的。如从山梁上的野鸡“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乡党》）中感其审时，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中知其客观必然性。还有“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等，都是用了引譬连类的比兴手法感发志意，由物及人。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子在川上，曰：‘逝者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孔子此叹虽经常被引用，但实际体会则有所不同。郑玄在《论语注》中说：“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后来者或认同此见，如何晏；或承续此说，如邢昺。东晋孙绰在《论语集注》中这样写道：“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此一“迟暮伤逝”之见，在后世应和者众。程子和朱熹，皆以“道体”和“进学”解其意。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兴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然不已焉。”程子还批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朱熹所言与程子相近，并总结说：“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朱熹《论语集注》）。程朱之后，一些学者多以“往进”解“逝者”，形成与“迟暮伤逝”背反的解说。
无论伤逝还是进学，均为对孔子言外之意的理解。准确与否，还是要先从通晓文本的原始意义入手，再参详其具体主张，方能明确。从文义看，“逝”为过去之意。以“往”训之，亦为“过往”而非“前往”。所以，郑玄与邢昺的注疏是比较恰切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是时间一维性的原始表述。时光不能倒转，时事既往则不可追复，其意境首先是哲学的，然后才会有道德、情感或艺术的体认。以愚之见，对孔子临川之叹的哲学意境，以南朝学者皇侃在其《论语义疏》中的解说最得其要：
逝，往去之辞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语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
此解既坚持了郑玄的认识而又有所引申，引申处便是“向我非今我”。过去的我（存在）非今天的我（存在），这一颇具禅机的话语，将“逝者如斯”的流变认识破解到极处。
万物皆流，时事一去不返。而人生苦短，失去便不可复得。作为写实的客观认知和凝炼的哲学命题，其本身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言说者与听闻者，会因为不同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人生志向和经历，有不同的体认和选择：儒家入世，道家无为，宗教家生死轮回，及时行乐者“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倘若试图以其中任何一种认识和选择给“逝者如斯”定义，都将这一反映一般规律的哲学命题简单化了。从孔子说来，诚如有些学者所见，其对自己的主张不能见行于当世确然有过烦忧甚至感伤，但这并没有成为他的思想基调。他将真理的追求视为人生要义：“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而面对道之行废，孔子将其归之于时运的同时，却又“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体现的不仅是道路自信，也是对流变的期待与推助。可见，孔子始终保持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将此与孔子“智者乐水”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用“迟暮伤逝”去解说孔子的临川之叹，虽不能说毫无凭据，却不大符合孔子的人生态度和襟抱，亦无法尽现孔子此叹之精要。
再如程朱的“道体说”。此说虽精致而旺盛，其自强不息和积极进取的认识也与孔子的主张相契合，但从文本上看，则不无过度解读之嫌。用程树德先生注此章的话说，即“道体不息，虽有此理，然另是一义，夫子言下恐未必然。”（《论语集释》）此解的最值得商榷处，是缺乏对“逝者如斯”的观照而有如对“生者如斯”的解说，与文本不相投合。还有一些学者直以孟子的“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料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离娄》）解此章，则孔子的“临川之叹”就被演绎为“临川之赞”了，与郑玄、皇侃至邢昺的注疏渐行渐远。思辩的意境被消解了，徒留下道德教训。
当然，孔子的临川之叹对其积极的人生态度，确是有直接影响的，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时不我待的追迫感。时光易逝而人生苦短，要想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有所作为，就必须珍时惜阴。这一在今天看似简单的道理，在春秋时期则不易得。产生这一认识需要两个前置条件：认识到时光一去不返和承认死亡的真实性。此二者在孔子那里，可以说是同时完成了，是孔子重现世人生的认识基础。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轻人有超越前人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这是进化的发展观，也是对年轻人的期许。但四十、五十岁时已人到中年，若此时尚无所作为，也就失去了超越前人的可能性。宰予因为白天睡懒觉而受到孔子的责骂，颜回因为“语之而不惰”得到孔子的褒扬，显然就来自这种认识。
爱惜光景当然包括进学，但更需要躬行践履，即所谓“力行近乎仁”。在孔子看来，只有切实的努力才能达成愿景，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还应看到，孔子希望人们以快乐而非苦行的方式去追求人生目标。通识孔子一生言行者可知，一个“乐”字，在孔子那里才是贯穿始终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智者乐，仁者寿”，此之谓也。
二是不患得患失的生活态度。我欣赏皇侃的“向我非今我”，它实际地揭示了孔子的人生态度。既往之时事对今天当然有意义，恰如川水之前后相续，亦可彰往而察来，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但我们必竟活在当下，要面对现实和未来。故对既往之时事，特别是苦难，挫折和不如意事，应能看得开，放得下，不能沉湎或纠缠其中而不知摆脱。正因为有了这种心境，孔子才能够在其政治追求屡受挫折的情况下，保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生存状态。缘于这样的认识，孔子主张“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认定“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治长》）。
按照“逝者如斯”之见，即便是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辉煌，也只证明过去而不能代表未来。人生的行囊不能空空如也，也不能积存过重；人生之旅不能不有所回望，亦不能因此而驻足，在往昔的影像中徘徊。以变易的态度审时度势，以“挥手从兹去”的气度坦然前行，脚步才会迈得稳健而从容。这是我们从孔子的临川之叹中最应获得的人生感悟。（王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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