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的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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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学格
每一种学术都有自己的学格。国学作为一门学问，自然拥有相对独立的学格，否则很难称之为“学”。所谓学格，是某一种学问或学科的基本特质，关乎该学术的本体论问题。但迄今为止，“国学是什么”一直未有一致的回答，国学学格也就难以确定。那么国学究竟有什么特质，国学的学格是什么，换言之，它之为学的理由何在？
首先，国学是中学，不同于西学。国学是在清末民初受到西学严峻挑战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概念。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及西学的兵临城下，国粹学派首先打出了“国学”的旗帜，他们针对“外人所惎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的情况，以及中国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的现象，提出了“保存国粹”的主张（黄维熙《国粹保存主义》），但未能扭转西学冲击的趋势，中国学术西化趋势加剧，国学受到较大的冲击。直到20世纪90年代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才再一次形成“国学热”。显然“国学”的复兴与西学的刺激和挑战密切相关。尽管国学的部分内容如佛学也曾经是西学和外学，但经过长期的汉化后，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国学包容外来文化需要有一个“缓冲”期，否则会被铺天盖地的西学所同化（即“全盘西化”），故今日国学强调其“中学”的身份就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人急切地想把西方现代文化精髓纳入国学，提出“新国学”的概念，用心良苦，但实际上有悖国学与西学相区分的初衷。其实，除国学之外，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如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西方文学等都浸透着现代西方观念和理论。在此情形下，没有必要赋予国学过多的内涵和功能，而模糊了国学的个性。
其次，国学是民学，不同于君学。国学先驱邓实在《国学真论》中明确提出：“和国学相对的是君学，后者是只知有君的伪儒之学，其弊病在于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媚时君，希冀富贵。”可见，国学提出时便试图与君学相切割。在古代，国学主要的内容是君学，但经过近代百年历次变革，中国的君学已经“西学化”，传统国学则退出君学舞台。进入21世纪后，国学迅猛发展，各地出现了许多读经班，大学和社会机构纷纷举办各种国学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纷纷开设国学院。但总体上看，国学未被视为统治之学，而多由学界和民间推动，仍然保持着民学的特征。
最后，国学是通学，不同于专学。1906年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他又在《国学真论》中称“至于国学的内容，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一句话，国学即是神州之学”。可见，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学问。近代学术分科之前，国学有经、史、子、集之分，但并未形成十分明确的此疆彼界，国学大家都是各部兼通的通才。像清初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義、王夫之和乾嘉考据大家王鸣盛、钱大昕等，基本上是各学兼通的。钱大昕在经学、史学、子学和集学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经学上与修《音韵述微》，提出“古无轻唇音”的学说，史学上撰著《廿二史考异》《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等，子学上撰著《三统术衍》等，集学上著有《潜研堂文集》和《元诗记事》等。在传统国学体系下，没有专业化概念，只有通学体系下个人学问的擅长和偏好。从国学与专学的经典上来看，二者并不相同。国学只以五经、四书、前四史、春秋战国诸子之书为其通用的经典，古人无论是擅长史学还是偏重文学，都只强调上述“中华元典”的经典价值。而专学则有各自不相同的经典，如隋唐史的经典首推《隋书》和新旧《唐书》，宋代哲学专业的经典则为程朱文集和《朱子语类》，古典文学专业的经典则有《文选》、四大小说等。
由于国学的“通学”性导致了它的灵活性特点。国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博通性，使其可以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自由地选择其不同的部分和侧重面，通过取舍和整合，形成自己的主要面貌。国学与君学相对，曾指超越统治之学的所有学问；与西学相对，曾指中国固有之学问，即国故。后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式微和西方势力的侵凌，国学日益倾向于保存国粹，渐渐等于“国故”。又由于宋学即理学多倾向于宣扬纲常伦理，有“君学”之嫌，国学又倾向于指称汉学（即朴学）。时至今日，国学不再负有20世纪初期反“西学”和“君学”的政治任务，那么它当前的迫切任务便是纠正专学的片面性和学术“碎片化”之弊，强化其会通的特质，凸显其通学的学格。分科之学的弊病是一旦形成专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便固定不变，而国学虽然讲究综合和统一，但却能随机变化和因人而异，有较大的灵活性。
概而言之，国学的学格是以“通学”为基础、兼具“中学”和“民学”特性的学术个性。会通是其学术方法，传统文化是其基本内容，服务民间是其价值取向。
国学的评价标准
当今国学在选择性整合后，突出了通学的特质。由此，国学的评价标准便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今国学教学实践表明，国学班的学生仍由文、史、哲中涉古专业的导师指导，甚至答辩时也与专门之学的学生一起，评价论文的标准仍然是以是否专精和是否有硬伤来判断，导致国学班学生的论文被认为空疏，多漏洞，不扎实和缺乏严谨。这显然是将国学当作专学来看待，将国学学生当作专业学生来培养，其结果是抹杀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国学的评价标准，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以会通取代专精。国学既然以通学为特质，那么它的评价便应该以“会通”为主要标准，而以“专精”为次要标准。
会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特色，即国学的特质。会通就是将经、史、子、集之学融会贯通，既有扎实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基础，同时又能将各部之学贯通，从而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效果。所谓“会通”是从《周易》的变易贯通观念发展而来的一种学术思想，引申为对经典本身的“融会贯通”和对不同学派、不同学术和不同时代（古今）的贯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郑樵提出“会通”思想有直接的影响。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要实行“总天下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的学术目标，并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这种会通思想是一种研究传统学术的重要方法和指南。
当然，中国学术也曾发生过“专”与“通”的争论。司马迁、郑樵重视通史及其贯通精神，而刘知几等则重视断代史及其专门为学的特色。虽然有此类分歧，但在西方分科之学进入之前，中国学术只有偏重，没有学术分科概念。近代以后，西方分科之学传入，瓦解了传统国学的统一性，甚至也瓦解了经、史、子、集的相对部类，使中国学术分化更加细密。传统国学分为文、史、哲，文、史、哲下面更分为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先秦史、明清史、宋元哲学、佛学等众多的涉古专业和二、三级学科。学术的评价标准也随之变化，注重专精和严谨。由于每人面临的学术领域比较狭小，因此只要将此专业内的知识和史料弄熟玩透，不出现硬伤，便气壮如牛。这种注重专精和细密化带来的缺陷，桑兵在《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的叙论中称之为“一科一段的知识”，是“一知半解”和“门户之见”，“学人越是不识大体，越是敢于放大一孔之见”，甚至“将有限的所知放大为整体”。为了避免专学所导致的盲人摸象式的弊病，就有必要改变学术评价的标准。对于国学而言，要用会通的眼光来衡量。对于国学生所撰写的论文，要看它是否写得通贯和圆融，有没有一种通学气质和学术灵魂。
第二，以软伤取代硬伤。国学既然重视会通与融贯，重视系统和整体，就应该警惕出现“软伤”，而不是像专业之学那样纠缠“硬伤”（其一专业基础知识和史料的错误）。
所谓软伤，就是国学呈现的系统毛病，就像人在整体上出现气血不活、无精打采等问题一样，外表上看好像没有硬伤，但体内循环不畅，血凝气滞。国学论著如果在选题或主旨上没有一种会通式的畅达和融会贯通的气质，既无关天地性命，又无关国计民生，即使其操作如何精密和严谨，无一处硬伤出现，也不能算达到国学论著应有的标准。
专业之学，只要对其“一亩二分地”精耕细作，就能做到严谨和避免硬伤，以此为评价标准可谓适得其所；国学既然以“一国所有之学”作为研究对象，就不可能再像专学那样每个领域都精耕细作和样样精通，只有注重会通和“抓大放小”，才能不与专学雷同，而与其通学学格相配。用绘画来作比喻，专学类似于工笔画，国学则相当于写意画，重视“神似”而不是苛求“形似”，以气韵生动为目的。国学研究不应该像专学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胸不敢当传统学术的全局，并在其中游仞有余。衡量国学若徒持严谨和无硬伤的标准，就不能区别国学与专学的不同特质和功能。在信息时代，进行大量的信息综合和融会贯通，产生国学成果，形成国学思维，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那么在会通中出现的“软伤”，则是国学之大敌。
国学虽然是为解决专学的彼此隔绝和顾此失彼而出现，但不应该也无法取代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顽强生命力的专学，而应该与专学并行不悖。专学的分析以国学的综合为前提，国学的综合也以专学的分析为基础，构成良性互动，形成完善的学术生态。在国学与专学并存的背景下，学术评价应根据二者不同的学格设定不同的标准，以达到各尽所能的目标。（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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