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一本奇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层知识分子中间，更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宋人叶适云：“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好邪者济其欲。”鲁迅说：《庄子》一书，“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晚周诸子，就是现在常说的“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作品没有超过《庄子》的。闻一多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顾颉刚则说：“在战国时代里，《庄子》是最高的哲学表现，《楚辞》是最高的文学表现。”秦汉以降，特别是魏晋之后，有关《庄子》的研究越来越多，或重文字考证，或重义理解释，或以玄学解《庄》或援《庄》解佛，更多的是借注《庄》、释《庄》获得一种人生解脱。庄学就是历代学者对《庄子》进行诠释和发挥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它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西学的发展交融共进，和儒、道、释三教的关系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可以说，庄学涉及史学、哲学、宗教学、文学等各大学科门类，是道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与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密切相关。

　　尽管庄学蕴含重大的学术价值，然而有关庄学的研究却长期被忽视了。蒙文通先生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示从老庄学的角度研究道教哲学的发展演变，并提出了从唐代老庄学出发研究道教重玄学的观点，但前辈学者的远见卓识没有得到应有重视。20世纪90年代，虽有学人对庄学进行了零星、个案的研究，但把诠释庄子的历史加以系统整理、研究却尚属空白。从2000年起，熊铁基先生在继续老学研究的同时，又开始了庄学研究。2003年他与刘固盛、刘韶军合著的《中国庄学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书出版后立即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思想史”，“对我们把握中国经典的诠释特性，极有价值”；“它为中国哲学与道家文化的研究不仅仅开拓出了新天地，而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8年熊铁基先生等对此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补充了个案，修改了内容，篇幅扩大了一倍。修订本于2009年12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修订的《中国庄学史》运用历史文献与哲学思辨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利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庄学从先秦至清代二千余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熊铁基先生等以历史学者的学术眼光研究庄学，其研究的角度、方法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注重庄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国庄学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代条件。因此，《中国庄学史》在叙述历代庄学时，并没有囿于庄学本身，而是通过对各个时期社会历史状况的具体考察，力图探究庄学衍变、转化的社会基础，以及不同文化政策对庄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展开老庄学发展历史进程的分析。

　　将庄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发展联系起来。庄学是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体系，它与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有鉴于此，没有把庄学孤立起来，而是将其放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背景上，放在汉唐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的背景上以及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之中加以梳理和阐发。

　　注重综合性的研究。由于庄学著作众多，内容极其丰富广博，所以《中国庄学史》注意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其主体内容进行综合性的阐析。文献、义理、宗教诸方面内容，无不涉及。

　　揭示中国庄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撰写《中国老学史》时作者已指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老子”；庄学亦具有同样的特点，即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庄子”，每一个注解者有每一个注解者所理解的“庄子”，这是中国庄学发展的一条共同规律。据此，《中国庄学史》注意从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和评价各历史时期的庄学作品。即是说，从历代庄学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出作注者对《庄子》原义的领会和掌握，而且可以看出作注者本人的思想，并由此而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思想文化潮流的发展特征。

　　确立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众所共知，但庄学的地位却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通过《中国庄学史》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庄学的重新认识，如庄学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庄学对道教重玄学的意义，庄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等等，这些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探讨，从而较为清楚地显示出了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学术界以往对老、庄本身的研究比较重视，而对老、庄学的研究关注不够，因此，《中国庄学史》与《中国老学史》一样，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该著不仅为庄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对中国哲学史尤其是道家道教哲学的研究，亦有较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