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五年》载：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白话解：

　　鲁昭公访问晋国时，受到晋国的迎接，昭公从“迎接”到“赠礼”的一系列仪式上，做得都一丝不苟。晋侯对名叫“女叔齐”的大臣说：“鲁侯（即鲁昭公）这不是很擅长礼吗？”，女叔齐答道：“鲁侯这哪叫擅长礼啊”，晋侯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从‘迎接’到‘赠礼’，没有一处违反礼制的，怎么会不知礼？”女叔齐答道：“这只是‘仪’，而不是‘礼’。礼，是用来守护国家的：发布政令，凝聚民心。现在他的政权把持在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大权臣）手中，却无力收回；国家有贤人，却不能发掘任用；对大国之盟，视同儿戏；对小国则仗势欺凌；对他人的遭遇幸灾乐祸，却看不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国家的税收和军事被三桓分成四份，人民只知道有三桓而不知道有国君；整天心思不在国家大事上，连国家的未来都不考虑。这样当国君，恐怕迟早要面临大难了。本末倒置，不去体会礼的由来，却把精力全放在学习这些仪式的细枝末节上，唉，说他擅长礼，不是很离谱吗？”君子评论道：“这样看来，女叔齐是真正懂‘礼’之人啊”。

　　《礼记•儒行》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白话解：

　　鲁哀公问孔子道：“夫子您穿的衣服，就是儒服吗？”，孔子回答说：“孔丘少年时期生活在鲁国，穿逢掖之衣；成年后在宋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戴章甫之冠。孔丘听人说过：‘君子追求知识和思想的丰富，而衣着则入乡随俗’。孔丘不知道什么是儒服。”

　　《论语•阳货》载：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白话解：

　　孔子说：“礼呀礼呀，难道是指那些玉器和布匹吗？乐呀乐呀，难道是指那些钟鼓乐器吗？”

　　《论语•子罕》载：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白话解：

　　孔子说：“用麻布做礼帽，是礼制的规定；现在都用丝绸，比较节俭，我随大众。在堂下拜见君主，是礼制的规定；现在都在堂上拜见，不合礼制。虽然和大众的做法不同，但我还是赞同在堂下拜见。”

　　把几个片段串起来，先秦儒家对礼的理解已经呼之欲出：

　　“礼”与“仪”不同，“礼”是维系国家和社会风气的“习惯法”，而“仪”则只是它的表象，“仪”做得再好，如果不理解礼的本质，也不过是不知礼的昭公式悲剧人物而已。

　　而通常被人们当成“礼”器的那些钟鼓乐器、布匹绸缎、金石宝玉，其实不过是“仪”器而已，随着时代的演化，这些表象的东西应该随时应变，而不会损伤礼的本质，但是“礼”本身却不应该轻易逾越，因为它在维持着社会的秩序，一旦被打破，现在的受益者也会成为未来的受害者，当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哪里会有人能够获得长久的和平呢？

　　历史也正是如此：三桓四分公室，把持了国家权力，然而不久之后却分别被自己的家臣把持了权力，权势滔天的季孙氏一度被家臣阳虎所囚。再之后，鲁国衰微，在国际间被大国欺凌，季康子险些被吴国羞辱。三桓虽然满足了自己一时的权力欲，却终究连同鲁国一起身死国灭。

　　礼崩乐坏，固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如果当时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们能有意识的制定和普及新的“礼”，社会的崩溃难道就一定会发生吗？春秋和战国，固然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然而对底层民众却是最黑暗的深渊。如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羡慕着春秋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思想的辉煌，然而这不应该是以老百姓的痛苦挣扎、流离失所为代价的。

　　如果能够改写历史，我倒是梦想“老子”和“孔子”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们，能够对“礼”达成共识，共同引导和制定一套与时偕行的“新礼乐”。那不但会有知识分子的辉煌，也会有老百姓的和平与安宁。知识分子的辉煌，固然常常发生于乱世，然而时过境迁，在民智已开的今天，这已不再是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