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党史上，有很多会议都被冠以“重要的、成功的和团结的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是最重要的大会之一。

　　突破“两个凡是”、突破“文革”思维，邓小平、陈云等人面对的阻力可想而知，不会是和风细雨，肯定是暴风骤雨。幸运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占领了意识形态制高点。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回到了正常状态社会路径，全面纠正了“左”倾错误，党的工作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很短时间内中国重新建立了金融体系。叙述这个过程很枯燥，至少需要十几页才能说明白。鉴于以上原因，上述过程这里不讲。总之，此后各种金融机构纷纷亮相，很好，很强大。

　　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历史和文化积淀必然不同，因而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不用辩论，肯定是霸权国家以自我为中央的观点。文明是多样的，国家经济环境就更是五花八门，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英美)与另外一个国家完全一致，要求经济演进(或者转轨)进程一致，违反客观规律。

　　中国没有遵循东欧改革路径，却更成功。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起飞点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没错。但中国令人瞩目的转轨经济绩效绝非仅是农业经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仅是让农业生产恢复到1950年的水平。1978年，世界向中国展开了怀抱，此时，中国不仅可以模拟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日本、香港、台湾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中国节约了试错空间。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台湾和香港，经济特区无疑是对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的直接仿效。

　　这种模拟造就了中国当时的一种非常企业模式：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所有权是模糊的，没错。但这是唯一的选择，“文革”刚过就要明晰产权，那就不要混了。

　　明晰产权固然好，不过明晰最好有个过渡体制，和任何一次改革一样，既然是改革，就不可能一次到位。既然不能一步到位，就必然有缺陷，乡镇企业最大的缺陷在于乡镇政府既是仲裁者，又是参与者，只不过乡镇政府是最低级的政府，面临超强的外部竞争，这个最低级的仲裁者基本上只能仲裁自己，否则，乡镇企业优势将丧失殆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企业可以面对一个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甚至完全没有规则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