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的核心，而且亦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出于此，他关于宗教的研究表现出明确的现实性。他说：“吾人肯定人文教，并非欲于此世中增加一宗教，与既成宗教争短长。乃只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

　　历时性地看，儒学的实用传统和世俗精神是非常强的。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在原始儒学，不仅没有对世界本体的追问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也拒绝了以超世的神圣世界为特征的“终极关怀”。牟宗三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西方国家式的独立的宗教传统，“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尤其是宗教，乃是他们的灵感的总源泉。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浅薄的理智主义，对于道德宗教是并无严肃的意识的，因之对于他们的宗教是并不发生兴趣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在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中国诗书中之原重上帝或天之信仰是很明显的”，“说中国人之祭天地祖宗之礼中，莫有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是不能说的”;中国古代所重视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正是由古人对天的宗教信仰贯注于思想之后才形成的，其中蕴含有一“人格之上帝”;“至于纯从中国人之人生道德伦理之实践方面说，则此中亦明含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奉正是一种“宗教性之超越信仰”。

　　然而，宗教问题是否就仅仅是一个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问题呢?牟宗三进而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宗教问题与科学问题是不同的：科学问题没有国界，也不是民族问题，因为它是对于经验性事实的阐述和证明;宗教问题则是有国界的，也是有民族性的，因为宗教是一种价值存在。而且，牟宗三认为，宗教并不是一般的价值存在，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最深处、最根源处”的价值基础，故“文化生命之基本之动力当在宗教”。因此，尽管宗教在文化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但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既有的宗教并不具有“普世性”，因此，“彼等不得以‘宗教为普世’以自解”。也就是说，既不可依着科学的原则来研究宗教问题，亦不可完全依着其他民族的宗教观来比附中国的宗教问题。他说：

　　科学无国界，无种色，宗教不能无国界，无种色。宗教是一民族文化生命之最深处、最根源处之表现，亦是一文化生命之慧命之最高表现。吾华族有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不于此而讨安身立命，立宗定教，以自肯其大信，割截其根而从摩西、耶和华犹太民族之历史，以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际游魂随风而飘荡者也。

　　既然不可完全依着其他民族的宗教研究宗教问题，那么，就必须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宗教问题，即具备什么样的标准即可称为宗教。牟宗三说：“凡可以成教而为人人所接受而不能悖者，必非某某主义与理论(学说，theory)，亦必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由之以印证并肯定一真善美之‘神性之实’，即印证并肯定一使人向上而不陷溺之‘价值之源’。”牟宗三这里指出了两层含义：一是凡可以成为宗教者，在于它是一“定然之事实”，即超越人之理性而存在者。而且，这一“定然之事实”是指“神性之实”，它是一种“价值之源”，而非一种“主义”或理论。二是凡可以成为宗教者，“必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即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生活之型范和指导。这两层含义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牟宗三的宗教定义，亦构成了他认定宗教的标准。也就是说，在牟宗三看来，惟有符合这样一个标准，才可谓之为宗教;否则便不可以称为宗教。以此标准来判断，牟宗三认为，儒学就是宗教。他说：“故儒教，在中国虽未成为宗教，然却实为‘宗教的’，……故吾人视之与宗教为同一层次上的事是可以的。”　　然而，要判定儒学是宗教并非如此简单。牟宗三借助于“理事论” 思想进行了具体探讨。他认为，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可依着“理、事二分说”来考虑。所谓“理”，是指宗教的义理本质;所谓“事”，是指宗教的实践，它是宗教之义理本质在时间、空间和人上的表现。在牟宗三看来，宗教与非宗教区别的关键并不在“事”上，而在“理”上。他说：“宗教可自两方面看：一曰事，二曰理。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它将宗教仪式转化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它是全部以道德意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尽管儒教不具备普通宗教之仪式，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儒教是宗教。

　　就宗教的“理”的方面看，牟宗三认为宗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终极关怀”问题;而所谓“终极关怀”，各教说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教人如何真正成为一个人，如何“期有以超越其形限之私不容己”，“使人运用其理性从事于道德的实践，或解脱的实践，或纯净化或圣洁化其生命之实践，以达到最高的理想之境”。牟宗三认为，儒家主张人通过觉悟和成德过程来扩充本性，体现“天道”以成德。而且，在天人关系上，儒家并不把人的能力看得太高，不认为人能把握“天道”的全部意义和无限神秘。相反，儒家重视修养功夫，主张在成德过程中一步步克服罪恶从而趋向“天道”。这恰恰是宗教“终极关怀”的精神所在，而“终极关怀”的前提是肯认作为“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的“天道”。就宗教之“事”的方面看，牟宗三认为，儒学虽不具有典型的宗教仪式，然而儒家将宗教仪式转化为日常生活之礼乐，而这礼乐就尽了“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在儒教中，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替民众定伦常制度，此既是“圣人立教”，又是“化民成俗”。儒家伦常在社会中是郑重而严肃的，它们以天理作根据，因而有永恒的意义和道德尊严。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在儒教看来是天理当如此的。可见，在“理”方面看，儒家肯认一“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在“事”方面看，儒家也尽了“日常生活之轨道”的作用。因此，牟宗三认为，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儒学就是宗教。

　　牟宗三进一步认为，“教”并不是指如逻辑、数学和科学等一般的“教法”，而是“依理性通过实践以纯洁化一己之生命”之特殊的“教法”。在牟宗三看来，“宗教”这种特殊“教法”承担着相应的特殊的社会责任。他说：“宗教的责任有二：第一，它须尽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比如基督教就作为西方文化日常生活的轨道，像祈祷、礼拜、婚丧礼节等等。佛教也是同样的情形，它也可以规定出一套日常生活的轨道，如戒律等是。……第二，宗教能启发人的精神向上之机，指导精神生活的途径，……在佛教亦是如此，他们精神生活的途径在求解脱，要成佛，佛教经典中的理论及修行的方法，都是指点给佛徒一条精神向上之途径。”很明显，这两个社会责任是对应“理事论”之两个方面来讲的，或者说，“理事”之两个方面对应着两种社会责任。牟宗三认为，对照这两个方面来看，周公制作礼乐，此为人民定伦常及日常生活轨道;孔子通过“仁”及“天道”等基本概念则确立起“指导精神生活之途径”;而且，“孔子开精神生活的途径，是不离作为日常生活轨道的礼乐与五伦的”。依此观之，儒家不仅尽了“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而且也为民众开辟了“精神生活的途径”，完全尽了宗教之社会责任。即，它一方面可以指导人生，成就道德;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人们担负创造历史文化的责任。因此，在此意义上看，儒学就是宗教。

　　作者：程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