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生命”
(一)关注生命的缘由
牟宗三自叙道“我之正视生命是由一种‘悲情’而引起。”其认为国家、时代精神、学术风气都是生命的表现，“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像一套机器，不由自主地要滚到底。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无可奈何处，这是可悲的。民族生命如此，个人生命亦如此。”因此，“不能只看生命本身，这须透到那润泽生命的德性，那表现德性或不表现德性的心灵，这里便有学问可讲。”
牟宗三思想的出发点是当时的时代，想从 “完全是想从崩解堕落的时代，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进而“提高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同时，牟宗三求生命抽象之域，也是为了能够“指出时代症结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统以再造。甘愿受此痛苦而不辞，则亦安之若命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中受痛苦，让他们下一代再具体中生活。”进而贯通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
因此，牟宗三认为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的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二)生命的内涵
生命思想是牟宗三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一种重要部份，“他总是从不寻常的角度给生命以关注与理解”。牟宗三认为“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个人冲破其混沌，透露其灵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径与形态。这在当时是不自觉的。惟不自觉，乃见真情，事后反省，有足述焉。生命之秘，于此可窥。”
“人类有了生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程志华认为牟宗三的“生命”一词有特定的指向，它不是指“生命的外部”(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而是指“生命的内部”(道德政治层面即精神领域的生命)。同时，也认为牟宗三的精神领域的“生命”也是分层次的：较低一个层次的生命，眼前的个体生命(即就如其为生命而观之仅为生命的生命)，生命会有许多麻烦;较高层次的生命(指诸如佛教所说阿赖耶识、涅盘法身等层次的生命)生命的麻烦都已经解决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可以安顿好，但“生命的内部”的麻烦却很难安排妥当。 (三)生命与德性
牟宗三的认为生命是与德性相联系的。“何为仁?就此简单言之，即是生命之不滞。”郑志明认为牟宗三是“从康德的《纯理批判》中体会到中国学问不是以理智来把握自然，而是以德性来润泽生命。”黄冠闵也认为牟宗三“在坚持儒家学术的价值安立、生命安顿作用时，却同时也着眼于道德实践与生命的内在关系，不仅仅个人有生命，文化与历史也有生命，个人生命需要润泽，文化生命也需要润泽。”
因此，牟宗三主张通过道德理性来润泽、调护生命。“理学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点而往上翻，念兹在在兹以理性来调护也即润泽我们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来调节润泽的，否则一旦生命干枯就一无所有，就会爆炸，而理性就能润泽我们的生命，这样生命就可以绵延不断地连续下去，这一代不行可以由下一代再来。”
二、论哲学的“文化生命”
(一)中国的文化生命
“文化生命的疏隔与畅通。现在大家的生命都隔了，不能与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相通。……文化生命上下不通气，怎能吸收西洋文化，又怎能现代化?……所以，了解了中华民族过去的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了解了古人，也就了解了康德。先让自己的文化生命通气，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生命。”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生命的学问”，“故我们疏通中国的哲学传统，结果其重点就落在生命，其代代传下来的为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释道三教。”为什么这么说呢?牟宗三进一步论说道 “性理、玄理、空理这一方面的学问，是属于道德宗教方面的，是属于生命的学问，故中国文化一开始就重视生命。”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在源头方面就开始关注“生命”问题，“中国文化生命，则自始即首先把握‘生命’，以生命为对象而期有以润泽调获安顿之。”认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对自己正德。“《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这当是中国文化生命里最根源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个观念形态即表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因为向生命处用心，所以对自己就要正德，对人民就要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事实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两事。”
“‘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征服自己就是对付自己的生命。这个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动处，实是首先表现在中国的文化生命里。……中国文化里之主义生命、把握生命不是生物学的把握或了解，乃是一个道德政治的把握。……在如何调护安顿我们的生命这一点上，中国的文化生命里遂开辟出精神领域：心灵世界，或价值世界。道德政治就是属于心灵世界或价值世界的事。”
面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牟宗三认为传统的文化生命核心是“德性”，“这里所谓理性当该就是人格中的德性，而其运用表现就是此德性之感召，或德性之智慧妙用。说感召或智慧妙用就表示一种作用，必然牵连着事，所以是运用表现。”对此，程志华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人格方面、政治方面、知识方面。牟宗三所说的“圣贤人格之感召是理性之运用表现”，也就是人格方面;“理性之运用表现便是儒家德化的治道”是政治方面;“理性之作用表现便要道德心灵之‘智’一方面收摄于仁而成为道心之观照或寂照”。是知识方面。
因此，牟宗三认为 “人类内心深处的那种超越的亲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积极精神)，最易于从历史贯通的发展之体贴中荡漾出来。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统在这种贯通发展之体点中复活。”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不能本儒家的智慧以畅通中国文化生命之道路，则其民族生命是无法健康地站立起来的。”
(二)中西方哲学比较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处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的，“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时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于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中国的文化生命在以前其理性的表现是‘运用的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西方文化的精神，其理性的表现则是‘架构的表现’(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
牟宗三认为，“读西方哲学而接近生命的，不外两条路：一是文学的，一是生物学的。然这都不是正宗的。文学的进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学的进路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都不能进入生命学问之堂奥。”同时认为西方人虽然有宗教信仰，但也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新约》、《旧约》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所构成的神学，“此可说是尽了生命学问的外在面与形式面，与真正的生命学问尚有间。”
什么是生命的学问呢?牟宗三认为“‘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主要包括主观方面(个人修养之事)和客观的集团方面(一切人文世界的事)。而这两个方面照儒家“明明德”的学问讲，是沟通而为一的，“个人的尽性，民族的尽性，与参天地赞化育，是连属在一起的。这是儒圣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并且认为“有这样的生命学问，始能立起并贞定吾人之生命，而且真能开出生命的途径，个人的与民族的，甚至全人类的。”
因此，牟宗三认为生命的学问就是落在存在的领域，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并且认为存在的领域包括个人的和民族的，都是生命的事。 “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从自然到生命，既须内转，又须向上。因为这样才能由‘存在的’现实而契悟关于生命的学问。”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牟宗三采取包容态度，“在我们文化传统中，儒家学术里里，没有科学，也没有西方那种表现“智“的思考路数。因此尽量学习这一套，并不算错。”同时，牟宗三也强调除学习西方那一套外，始终不能忘记中国这一面，继承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
三、论文化生命的生命力问题
牟宗三关于“生命”的思想，“就时代问题来看，牟宗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儒家哲学能否容受民主与科学思潮?换言之，儒家哲学能否开出中国的现代化?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可归结为儒学在现代是否还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牟宗三说道“中国哲学，古人重视生命问题，现在没有人重视这个生命问题。现在人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然后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在转成人类学及其它种种的科学。”于此同时，牟宗三认为“凡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不能得到谐和的统一，这时代一定是恶劣的时代、悲剧的时代。”因此，牟宗三对现实的中国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的中国人意识上的观念横撑竖架，而把生命撕成四分五裂。”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学术上的主张，或是政治上的个人见解的许多观念，许多主义，在西方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不会引起什么骚动。然而，到中国时这些观念与主义“每一个主义就成了一个宗教，都想以之治国平天下。就这样地生命固结在某些观念上，而排斥其它的观念，终于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骚乱。”于此同时，“中国有五千年的长久历史，一个人若有存在的呼应，即在现在就与历史生命不隔。而现在的中国人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无存在的呼应。故与历史生命相隔，不能存在地呼应。”
“中国人以前几千年学问的精华就集中在性理、玄理、空理，加上事理与情理。”牟宗三中肯地说道，“当然一个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是不够的，可是只有逻辑、数学与科学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检讨中国的文化，没有的如何使它开出来。”需要传承文化精华的同时“自发地发出这些学问须自觉地自我调整”。
四、结论
牟宗三对生命问题的关注，落脚点在于文化的生命，通过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梳理，以及对西方哲学的学习消化。牟宗三认为中国的哲学核心是生命哲学，这是中国的根，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牟宗三把个人生命的感受紧扣民族国家的生命，“我的生命的途径必须畅达，民族生命的途径必须畅达。”
面对当时的时代，牟宗三判断道“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在破裂。此时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则国运之有今日，亦并非偶然。此种悲惨命运的总原因，是在“生命学问”的丧失。”因此，牟宗三认为要重视生命的学问，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胡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注意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闇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团了。”
作者：巫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