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的行程，记录这一行程的是史书。凡是有人类、有文字的地方，就有史书的存在，因为人人都有一份历史的情怀，正如赤子来到世界都渴望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代代相传的社会血脉，任何风浪都打不断，冲不垮，即使国破家亡，只要有人在，史书就会延续。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将史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的学问。

　　写史者在上古犹如神人，与巫觋不分，上达天庭，下传天子，替天宣讲，芸芸众生敬史如敬神。最早的史书《尚书》，是为训诰誓命之词，被商王视为治国之宝典。至圣先师孔子，最先扬名于世的是一部史书《春秋》，别看他无权无势，落魄江湖，可这部书却能使“乱臣贼子惧”，史书胜似刀把子，震撼群臣。司马光把他主持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号称“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明确指出，这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不论哪位君王有多么专权、跋扈，在史书面前都要乖乖低下头来阅读，领受史书的教诲。

　　“史”是什么?本是一种职务，《说文解字》释为“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中，正也。”是各种事情的记录者，这一记录者可不同凡响，他必须从义持中，即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如实记录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大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事务，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等等，大事小事无不由史官如实记录。因此在编年、纪传、本末，这三大体裁外又创造了逐年逐月逐日记载的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为后代留下详细、完备的史料，这在世界上也属独一份。

　　史书肩负如此重任，无异是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自古就有灭人国，必先灭人史的训诫。

　　史书何以与国家兴亡命运相共?这不得不追溯古代专制主义政体的中国特色。任何王朝若想长治久安，都不能没有内部矛盾的协调机制，协调的对象主要在于抑制疯狂增长的特权势力，保障法定权利不受侵犯，以维护政局的稳定。君不见，历代王朝的改革，从商鞅、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新政，都从打击违法的豪强权贵起步。皇帝在中国虽然至高无上，但也要遵守必要的规范，对于昏君、暴君有所谓以天道谴君、以谏议诫君、以道义劝君等传统，虽然这是要求皇帝自律，效果有限，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尤其是对待士人的议政，虽是统治者也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因此《左传》有“立谤政”的记载，《管子》有“啧室之议”，韩愈在《子产不毁乡校颂》中称赞子产对反对者持以:“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些都作为听取不同政见的优良政绩，受到后人的推崇。

　　在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举措中，最具有制度化的是史官制。帝王虽贵为天子，但所言所行，事事都要记录在案，给后代评点、参照。这一招可厉害，中国人重生也重死，更重视身后的评价，史书之功能正如刘知几《史通》所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评价的依据就是史官的记载。

　　这史官就设在帝王的身边，“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论帝王是恶言还是良行，事事必录。因此有皇帝畏惧史官之例证，《古今说海.闻见杂录》记载这样一件事:“(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具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扪柱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其齿置杯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宋太祖对诤臣何以前打而后赏?说穿了，是怕史官记录，被后人议论。近代史所民国大事记主持人，也是老干部的姜亮夫生前曾向他的朋友表示，不愿当官，就想写写历史，老报人顾执中对他的回答是，你这史官才是最大的官，毛泽东、蒋介石，都要在你的笔下点评。这真是一语中的，监督执政者自古以来就是史书不言自明的功能。

　　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写什么不写什么，难免不受权力的干预，因此史书不乏有涂抹、粉饰之处，这才有换代修史的传统，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让后代修史，以便把权力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点，即便有这样的苦心，也难免有矫饰之处，为防范这一弊端最着力的是提倡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必具的道德底线。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但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从道不从君”这一儒家的优良传统，为史官的秉笔直书提供了道义的依据。文天祥的《正气歌》列举十多位民族英雄，有二位是史家，这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前者是说齐国大臣崔抒杀了国君齐庄公，改立齐景公，自己为相，齐国太史因为写了“崔抒弑其君”而被杀，后继者太史的大弟不改记录又被杀，二弟再被杀，三弟仍坚持初衷，一家连杀三人，南史氏继续陈书“夏正月，崔抒弑君。”即使全家杀光也要如实记录，这前仆后继杀不完的史官，使得崔抒也不由得不胆寒，长叹一声，只能作罢。后者是指董狐在晋国一次流血政变中，不畏权势的胁迫，如实写下“赵盾弑其君”的事变，被孔子称为“书法不隐”之良史。秉笔直笔成为历代治史者的职业操守，所以史学虽为御用学术，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素来为社会公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荣耀。

　　真实，对治史者来说是起码的操守，也是职业的信仰。历史是经验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具体的，一次性的，过往而不复，每件史事和人物都是不可复制的，因而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哲学家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所说:“事实既是特殊的，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读者正是从历历个案的事实中判断历史发展中的是非得失，所以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可重复的历史价值。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实，它不需要借助中间环节，直接从史料出发，用史实进行思考，它要求可靠而不虚妄，清楚而不含混的记录，可这些记录都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由于环境背景、个人和书写手段的局限，前人遗留的史料，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有许多遗漏和讹误，史学研究要求解，更要求实，努力修复前人遗留的历史碎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有的治史者往往用全部的心力和才智，在一字一句中竟委穷源，进行训诰、勘误和注释，所谓“语语核其指归，字字还其根据。”的考据学，就是为追求史料的真实性而发展的专门学科。

　　从这里可以理解，皇帝害怕史书，人们信赖史书，追根究底，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这是后人无法改变，掷地有声的铁案，也是史书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的基础。所以有真实则史书存，无真实则史书亡，真实，是史书之灵魂，失去灵魂的史书是可怕的，我们不是没有这一教训。

　　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公信力下降最严重的当数历史书，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天津一次会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质疑，被告了黑状，遭受批评，其他可想而知，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表现。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重，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在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走向畸途。举例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哓，三十年多前有人说吗?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教学手册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那里?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现在又是建纪念馆，拉警笛，搞得热闹，从1949到1979历史被掩盖了30年，被误导了二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有人推断，这是想隐蹒国民党抗日的事实，因为承认南京大屠杀，就要承认南京保卫战，这恰恰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我们历史学家的悲哀，对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有多少?反映国共战争的电影《红日》把国民党将领张灵甫描写成丧家之犬，谁又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大陆在改革开放前，有哪本史书敢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国民党为抗日牺牲的高级将领有120人?在上个世纪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3600多万人，这远远高于中国人抗日死亡人数的大劫难，有谁书写在案?令史学家汗颜的是，第一个记录这一真相的不是史学家，而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按理说，其责任不在史学家，而是强权的干预，使史学沦为政治的奴婢，然而面对刻意隐瞒的种种事实，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

　　根据清华大学CNKI工程数据库所记，1999年从各国重要期刊中统计有关史学及史学理论的论文有608篇，中国达201篇，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毫无疑问，中国在当代可谓史学大国，然而可疑的是真实性?至今不断出现的某某历史要重写的呼吁，表明不讲真话的史书已不能取信于民!人们常说当今有信仰危机，岂不知在信仰危机中，史学家是有责任的，不真实的史书留给人们的疑点是，已经过去的事尚不可信，何况正在发生的事?当前最受欢迎的史学家如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究其所以，是因为他们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所以史书要在民众中重建公信力，必须说真话，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俄国的同行为中国史学界作出了榜样，由祖波夫主编，集40多名史学家，历时20多年写成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不到一年再版多次。该书对苏联时期史书严重失实的地方一一加以纠正。以确实无疑的事实阐明，列宁是用德国政府给予的9吨黄金回国组织反政府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代理人。曾被说成敌人造谣的“共妻”制，在十月革命初期确实存在。该书证实在革命后大量屠杀同胞的事实，在苏共特务头子捷尔任斯基塑像前，树了一个忏悔的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2009年祖波夫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到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度与希特勒有过合谋，因此该书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提法，改为“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推翻业已存在近百年的结论，重写这段历史，这种颠覆性，何尝不要经受撕心裂肺般的痛苦!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为了把真实历史公布于世，不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自断其臂，这就是当代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

　　这本书在俄国的出版引起轰动，而不是骚动，社会仍然有序地运转，改革稳步前进。事实证明，俄国史学界这一举措，重建了人们对史学的信任，显示了当局的智慧和勇气。

　　史书，当以真实示天下，是中国的，也是世界通行的法则!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