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盛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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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中华崛起的光辉前景，已信心百倍，如今憧憬着建设时代盛世文化，企盼造就“大唐盛世”、“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运再现，要造就一个人性解放、社会文明高尚、科学技术蓬勃发展、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伟大时代。这正是我们人民自信心和美好愿望之时代文明理想。
我们在满怀信心展望未来的同时，还需回首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盛世文化”高潮迭起的历史状况，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发展史的独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会有好处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血缘家族（氏族）为基本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族，这一特质从炎黄时代便已形成。从公元前五六千年至三千多年，磅礴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彩陶文化，证明了古代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时代的文明史，彩陶文化从形制和装饰纹样的统一性、稳定性，说明了以“德治”政治为特点的氏族原始公社制社会的稳定性，这正是从炎黄时代龙凤民族形成到尧舜禹的发展时代。半山型马家窑时期的彩陶文化，就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盛世文化，从陶器的形制、装饰纹样，其浑朴沉雄、灵动蓬勃、自由奔放的艺术特色看，充分地表现出时代文化的高峰水平。
从公元前21世纪至前221年秦王朝立国，是为先秦的夏商周三代，这是一个以青铜器文化为标志的、以“礼治”政治为特质的血缘家族奴隶制社会。西周时代的“礼治文化”则代表了三代的盛世文化，在“成康之治”时代，其经济、政治、文化都达到了三代的盛世高峰。孔子将周公创制的西周“礼治”社会，视为理想的“小康”社会，尊崇周公旦为创造时代文明的大圣人。从他编定的“六经”之《易经》、《诗经》看，的确显示了三代哲学和诗歌艺术的最高水平，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史开始步入高层次发展的历史，显示出精英文化的重要特色，从而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脊梁，引导着尔后两千多年哲学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路向。
从秦至清是我国古代的封建“法治”社会时期，由唐宋时代创造了盛世文化，唐诗、宋词和书画艺术的辉煌成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空前绝后的高峰时代，真可谓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文化盛世时代，总令后人仰之弥高而慨叹不已。尤其是大唐盛世的精英文化，成为后人仰慕和憧憬的理想典范。
纵观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每一个朝代都有其文化的兴盛期和时代特色，但就古代整个文化发展史而言，以上三个时期的盛世文化，则代表了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盛世文化，它们分别为原始公社制“德治”社会、奴隶制“礼制”社会和封建制“法制”社会，创造了文化艺术的辉煌高峰。在我们对这些盛世文化艺术叹为观止的时候，则需要研究一下其是如何造就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借古才能开今，下面择其要而言之。首先，是营造出时代自由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如原始氏族公社制的彩陶文化时代，乃是一个以“德治”为特色的时代，从彩陶文化装饰纹样的蓬勃灵动、自由奔放的特点看，让我们感觉到时代人们精神奋发的状态，是自由、热烈、欢畅、奔放的。虽然盛行巫术文化，但从装饰纹样的内涵意义看：由于陶器是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除部分为“礼器”外，大多是日常生活储蓄器和煮食器，因此，几乎所有装饰图案，都与天文历法（农历节气）有关，旨在表现祈求农业丰收、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西周亦是一个“以德配天、遵礼尚施”，社会文化坏境宽松的时代，其青铜礼器文化，是“礼治“文化的重要代表。三代的青铜器均由天子掌控制作，然后赐予各诸侯。青铜炼铸技术极高，由国家百工专门制造，青铜只用于制造礼器和重要兵器，没有用于制作生产工具。鼎，是国之重器，凡其上有饕餮纹者将之释为食人不厌的怪物，是错误的，实是牛首纹或夔龙合体纹。牛是农业生产力的代表，龙是民族族徽图腾，象征着民族的团结和力量。所以，神农氏牛首人身，皇帝轩辕氏龙身人首，说明牛、龙赋有神圣的意义。其上还布有云雷纹，是“易”理之阴阳化合、生生不息观念的反映。祭祀天地山川、社稷，是天子特有的权利，须用“大牢”（牛）作祭品。诸侯只能祭祀氏族祖神，祭品用“小牢”（羊）。西周的青铜礼器，不仅工艺制作精美、技术水平高超，而且艺术上显示沉雄博大、庄重典雅的格调和气派，代表了西周盛世文化的风格特色。
而《诗经》则是西周礼治社会盛世文化的代表，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名副其实的史诗。诗风健康，比兴艺术手法高超。可惜的是诗的内容，从汉代以来，大多被误释，弄的面目全非，甚至被庸俗化。这是由于后代对西周时代历史状况缺乏应有的了解，胡猜乱释所致。孔子曾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如果是“邪诗”，这位圣人会将其编定为教化典籍吗？从诗的内容看，社会文化环境是宽松的，思想性是高尚清正的，感情是真切的。（笔者在八九十年代出版了《诗经辨义》、《诗经新释选》，对历代百分之六十多的误释诗作了纠正，正本清源，还其真相。）
唐宋时代中华民族文运大高潮出现，同样有赖于时代文化环境的自由宽松，统治者推崇“王道”政治，尊孔弘文，重文化、倡教育，开创科举制，奖励、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文士，以利治国平天下。从而造就出政治清明、国泰民安、文运昌隆的新时代，因此，营造了盛唐时代的“盛世文化”。而北宋则继承了唐代的文化体制，尊孔弘文，尤重文人，大兴科举和教育，进士科录取名额一次多达数万人，而且年年有科举考试，从而推动了全国各地大兴办学之风，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文化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造就了两宋文运的昌隆，与唐代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是唐代理性思想的大发展，儒、道、佛三家既并立又互融，作为佛教、道教，其宗教性在唐代已逐渐趋向消亡，而文人们只重于其思想哲理的探求，以利修身养性、开启性智、升华精神境界和志趣，从而提高了时代的哲学、文艺理论水平，推动了文艺创作的空前繁荣，尤其是诗、书、画艺术之成就，达到了文化发展史的最高峰，涌现了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他不仅是唐代的文化大师，而且也是民族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巨人。正由于有了这样几位空前绝后的文化伟人，才使唐代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文化成了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
从民族文化发展史看，文运大高潮的出现，除了时代本身的特殊原因，还有文化史发展的必然原因。民族文化史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无疑是西周的盛世文化。由孔子编定的“六经”，这一西周文化的结晶，不仅代表了夏商周三代文化史的高峰，而且奠定了尔后三千年民族文化史发展的基础，并成了民族文化史的脊梁，始终引领着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向，因此而成为民族文化千古不易的崇高经典。
西周这一高峰文化，他是在继承与弘扬先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依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创造出来的。如从《易经》看，其以“太极八卦”哲理为基础而展开研究“天人之际”关系的奥秘，通过对社会生活实践的体验，不断总结而集结成书，经孔子删繁就简而成经典。“太极八卦”，传创始于伏羲氏，而从盘古分天地、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关及天文历法创造的神话故事，和今天考古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晚期的八卦数术符号看，说明“太极八卦”理念创立是十分远古的事。而“易理”的形成应是广大巫师们在“究天人之际”的实践中，逐步集结而成。西周《易经》应是在“夏易”、“商易”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和成果而集之大成的结晶。其智慧性的哲理，从此成了民族文化史的灵魂，启示并开发着一代又一代子孙的聪明才智。
再如《诗经》，其诗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风诗”，其现实主义的特点是真实地再现了各诸侯国的社会风尚和生活实际。各诸侯国乃是不同氏族（家族）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不同的民俗文化特色正是其氏族文化地方性特点的表现。如其中一些带有民歌性质的诗歌，应是民间流传已久、不断加工而成的巫歌，艺术性显的特别高。《诗经》之诗音韵、节律十分讲究，是由自古以来诗乐歌舞结合之巫术文化特点发展而来。诗言其志、乐和民心，故兴盛不衰。从《周礼﹒乐记》看，诗、礼、乐是不可分的。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便是三代文化的特质。
从《周礼》和《书》看，集中地反映了西周时代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体制文化。由于周族在取得天下之前，尚处于氏族原始公社共和制后期阶段，周文王虽为殷诸侯，却有如氏族族长，能与族人同甘苦同安乐，他秉鞭作牧，勤政为民，与殷族纣王为代表的腐朽奴隶主集团之残暴统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正是殷亡周胜的重要原因。周文王高举反殷大旗，深得饱受欺凌的各诸侯国的响应，因此彻底地推翻了殷纣王的统治而得天下。西周立国，鉴于历史的教训，周公旦辅武王、成王，倡导“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礼尚施”、“重贤任能”、“知稼穑之艰难”等重要治国思想，采取了一系列除暴安良、安抚团结各诸侯国的措施。制礼言诗作乐，以为制度。以孝悌为本，建构起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结构的等级统治体制，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士之间，皆是血缘兄弟甥舅关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大夫建邑、士食田，诸侯为天子陪臣，皆为天子叔伯甥舅，天子为长兄，诸侯们以兄呼之。大夫为诸侯家臣、士为大夫家臣，士为基层管理者，以井田制组织庶民。以礼为法，形成国家、社会严密的家天下组织网络体系，从而使八百诸侯国之间和谐相处，天下晏然，营造了“成康之治”的盛世文化。这是周公旦将古代原始公社“德治”政治和夏、商时代的“礼治”政治互相结合、改造而创立的成熟而完善的“礼治政治”新时代。孔子因此将其视为理想的“小康社会”，尊崇周公旦为圣人。在西周政治兴平、社会和谐安定的形势下，完善的“井田制”农村公社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国泰民安的新形势下，礼治文化促使社会风尚文明度的提高和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诗经》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盛世时代，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如画卷，真实地描绘出西周时代社会文明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诗之思想性与艺术性密切结合的特色，充分表现了西周盛世文化的卓越水平，总令后世向往和赞叹。
再来看大唐盛世文化，唐朝建国，李世民为首的新兴统治集团的开明性，虽然是有鉴于隋炀帝杨广的专横暴虐、滥用民力、不育于民，造成举国皆叛的历史教训，而更重要的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致。回顾历史，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社会的结束到秦国封建社会的建立，是经过了东周“五霸”更迭和战国群雄混战，在完全扫清了大夫以上的奴隶主贵族集团，使诸侯之国、大夫之家，彻底垮台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才得以建立的。作为三代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的基层贵族士，由于其掌管着庶民、土地，在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或以军功、或以开垦私田发家而形成时代新兴的地主阶级社会势力，与一部分没落的大夫贵族结合，成了秦汉封建社会国家的统治基础。由于他们仍然维持着传统的血缘家族结构体系，通过两汉三百多年的发展，便形成豪强士族统治集团，俨然又是地方诸侯林立的局面，从而造成了汉末、三国、两晋至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军阀大混战、大动乱。这些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根——士族集团势力，直到大唐开国之前，才被彻底地横扫殆尽。唐朝立国，才真正形成了中小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唐太宗为了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封建制政权，创立了科举制度，以利选拔大批中小地主中的优秀文人学士进入国家各级机构，同时倡导发展文化教育，不仅国家兴办学校，而且奖励地方兴办私学。因此，使得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学士有进身仕途、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从而有利于唐王朝社会基础的扩大和稳固，使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和教育蓬勃发展，至盛唐时代便造就出辉煌的盛世文化。
另外，唐代文运高潮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理性思想的飞跃发展，玄佛哲学的勃兴和文艺理论的成熟，有着重要关系。玄佛哲学乃是智慧之学，经“魏晋风度”的社会思潮，士族文人们对玄、佛、易、老、庄、孔、孟哲理的“清谈”探讨，推动了玄佛合流，以无、空为本使易之“天人合一”、“阴阳不二”，玄的“本末不二”和佛的“心物不二”、“依正不二”、“空有不二”融合，形成了智顗的“三谛圆融”、“十界互具”、“一念三千”的新思辨哲理，创造了民族哲学理论发展的空前高峰。而文艺理论，如文论、诗论、书论、画论等理论水平，同样创造了空前的高峰。在唐代社会政治思想环境自由宽松的条件下，儒、佛、道并立，推动了时代理性思想和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从而造就出“大唐盛世文化”而光照千古！
今天，人们梦想“大唐盛世文化”的再创造，这无疑是我们的雄心和理想的展示。怀抱希望，就有动力，就能开启智慧，创造奇迹！
作为一个开创性的新时代，我们已经走出了两步：第一步是完成了中华民族由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向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经过一百多年的横扫，已彻底清除了两千年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建构。可以说，新时代的雄伟大厦已经巍然屹立起来，只是尚未完成装饰，因此，还不辉煌。“装饰”靠文化，营造盛世文化，已历史地摆在了面前，这是一项要比搞政治、经济更为艰巨的任务。
首先是如何确立起时代哲学，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革命哲学，其先进性、实践性已经为我国近百年的革命史所证明。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哲理，可以说至今仍然属于世界现代哲学高水平的理论。然我们在理解和运用的实践中，既有成功的一面，又有欠缺的一面。如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理念，使我们学会了一切须从实际出发，重视实践性，少犯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但于唯物、唯心之理论研究和讨论中，关于“心物”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问题，由于被政治性误导，使理论研究成了“禁区”，未能很好地深入下去。其实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心物”是“不二”的，是圆融辩证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物）决定意识（心），同样，反之意识（心）可决定存在（物），所以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为一的。人的意识（心）与身体（物）之关系不就是“不二”的吗？难道可以分开吗？那不就变成了不是癌症患者就是精神病患者了，才会互相割裂。所以，我们在心物关系问题上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为中国的革命实践所证明，而且还将为建设我们的时代文明所证明。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哲学的“圆融辩证法”原理，即“不二”方法论：如天人、依正、心物、阴阳、本末、有无等“不二”法门之“中道”理念相结合而形成的。他的著名《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一些关于“战略和战术”重要论文，无不充分地展示了他的“中道”辩证法思想和卓越的哲学水平。可以说，毛泽东的辩证法哲学理论，至今仍然昂然屹立在世界现代哲学的巅峰上。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就是他的圆融中道哲学，这应是我们今天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思想文化的灵魂，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核心哲理在现代的发展和飞跃。毛泽东不仅为中华民族开创了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新时代创立了新哲学、新思想。我们对这位新时代的哲人，认识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似乎已忘却了这位伟人，同时也丢弃了时代的最高哲学。今天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的乱象，已经日益显现出危机的严重性。一个没有正确哲学以为脊梁的时代，是不可能建设时代盛世文化的。
其次，是教育与文化艺术，这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文化艺术受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史无前有的。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地学取西方现代化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正确的。从而使我国不仅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科学技术上亦步入世界先进行列。然而，在物质文明建设成就日趋辉煌的新形势下，却日渐显出精神文明建设步履的迟滞。在教育和文化艺术上，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思想的泛滥，腐蚀了人们的心灵，导致社会道德的退化，物欲横流，唯利是图，扭曲人性，人变得自私、虚伪，社会各类罪案频发，文化风尚弥漫着污浊的空气。如果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赶上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步伐，我们就会步西方两个文明发展失衡的后尘，危机也就来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有五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地发展到今天的民族。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这条红线，倡导以道为本，以器为用；以德为本，以利为用；崇尚“王道”，反对霸道，却能“王霸”并用；德、礼、法，以德为本，礼、法为用；上层建筑体制：家国一体，以伦理政治纲常为主导思想；以“均贫富”的“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为最高理想。而西方文化传统，是由古代的神本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的物本文化，倡导重器不重道，重知识、重科技，崇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推行“霸道”，提倡民主和法制，以法为本，以德为用；重个性和竞争。“道”，在中华文化中含有规律和真理的意义；在西方文化中，“道”属于上帝、神灵的理念。中华的道文化，重人轻物，重德轻利，主张天人合一、心物不二、道器不二。重宏观的、联系的、辩证的思维方法。西方的器文化，重物不重人，倡天人、心物、道器相分。重微观的、分割的、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道文化重智慧，器文化重实用知识和科技；强调科学性、专业性、功利性。重才轻人，以工具化、商业化为导向。
因此，西方教育，以物为本，强调功利性、专业性，重知识、重科学技术。中华教育，以人为本，重通才教育，重德操、才智、理想，如《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今天的教育受西方的影响已很深了，只重知识教育，专业化、商业化、工具化严重；加上应试考试制度，使学生从小到大被束缚在教课书有限的书本知识上，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智力薄弱，品德情操平庸，学校已成了产业化的商品化人才工厂。而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文化已向产业化发展，功利化、商业化严重。以市场为导向，金钱至上，促使快餐式大众消费文化泛滥，文化的平庸化、低俗化已使社会风尚不断地平庸化。
我们的教育和文化，不能继续徘徊在低层次上发展，应该确立崇高的时代性理想，高瞻远瞩，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认真研究如何中西互补，处理好道与器、人与物、德与才、智慧与知识、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提高与普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等关系问题。为了培养和造就时代的文化脊梁，须大力宣扬古今中外那些文化伟人，以为典范和榜样。我们的宣传媒体，不能以娱乐化为导向，更不能庸俗化，应讲究理想性、高尚性、雅俗共赏性，以利社会教化水平的提高。所谓盛世文化，不仅大众文化蓬勃发展，而且精英文化高度发达，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有如“大唐盛世”和西欧“文艺复兴”那样的时代文化。我们应该借古开今，树立起崇高的奋斗目标，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努力去实现我们美好的理想，再展中华民族盛世文化的辉煌！ 苏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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