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被称为是“人的科学”，历史事件、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演进，都离不开人。所以，“人物传”一直是史学的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说，一系列政治家的传记，就是一部政治史；一系列军事家的传记，就是一部军事史；一系列企业家的传记，就是一部经济史；一系列学者的传记，自然就是一部学术史。汪荣祖先生的《学人丛说》(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透视、分析了从清初到当代的十四位学人的思想，某种程度也可说是一部“通古今”的“学术史”。

　　把研究对象作分科、分段研究是现代学术、学科建制培养、“造就”的基本学术方法，因此研究才能深入细致。但这种“分”在使研究深、细的同时，又容易造成研究的“隔”，即研究某一段历史的学者对前、后时段相关事件、人物相当隔膜。这种“片断化”自然妨碍对历史人物、事件和思想的深刻理解，因此在“分”已成牢不可破的学科建制面前，“打通前后”又成重要课题。然而“打通”的功夫殊为不易，倘无深厚学力而强为之，不仅不可能“通”，反会使研究对象更加变形、扭曲而更“隔”。汪先生是近代史专家，《学人丛说》自然以“近代”为主，却不因“古代”、“近代”、“当代”的划分而断，以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章学诚始，以当代的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等终。由于汪氏学殖深厚，他的“打通”使人对学术的发展、学者学术思想和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这样的“学术史”当然也更加深刻。

　　钱牧斋本是明末文豪，以礼部尚书率众降清为人所不耻，因此，其文其学也易为人所不屑。例如《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名作，其实陈原计划笺证钱、柳之诗，但还是认为钱胆识、气节远不如柳，遂改撰颂柳的《柳如是别传》。对钱的史学成就与思想，汪氏则作客观研究与评论，认为“牧斋史学虽不如其诗文之为世所重，然在中国传统史学里仍应有其一席之地”。钱的史学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严格可校定文字，谨慎阐释，洞察事迹的来龙去脉，为后来的朴学奠定了基础”。汪先生认为，钱牧斋别具一格以诗证史，并主张写史先写长编，汇聚排比史料，考其真伪，偶作按语，由于汪对当代学者陈寅恪也深有研究，所以他的分析表明：“陈氏颇好牧斋诗文”，“并善于以诗证史，有牧斋影子”；“寅恪史笔变排比史料，虽更能穿针引线，经由‘寅恪案’指出史事的来龙去脉，见微知著，但基本方法与牧斋仿佛近似。”

　　当然，作为“前近代”史家，钱的史学思想不出经史传统，难脱“儒家史学”价值观。这本是传统史家的通例，不足为奇，但汪氏则由此深探了钱的内心世界：“因而牧斋论史，辨忠奸、讲仁义，无疑就是他的基本史观，而因其生平的不幸遭遇以及降清后的愧疚，更加想借史事来表达忠义，儒家价值观似乎益发强了。”

　　章实斋《文史通义》开卷就是“六经皆史也”，后人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汪先生的长文“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却论证章的观点并非“创辟”，而且，他在乾嘉时代遭冷遇到现代声名大噪，“所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汪先生以详实的材料论证章的思想、观点并未达到近世所称赞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程度。“他的‘惊世’之处，不过是视儒家尊为经典的六经，为先王之政典，而非儒门一家之道，孔子只是转述周公已备的大道而已。但是不论孔子之道，还是周公之道，在实斋心目中依旧是具有永恒价值之道。”

　　但启发汪写此长文的，则是钱锺书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谈艺录》。钱“例举众说，证明《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无论字面或内涵，前人已先言之”，对后世所推崇的章氏史学颇有怀疑。而且，钱还进一步认为“六经皆史”只是强调经原是政典，并无反对“经”之意义。在钱著提点下，汪氏才于此用力甚勤。如果不是对钱锺书深有研究，汪氏可能不会注意、重视、信赖、理解他对章实斋学问的评骘。

　　长文“钱锺书论史学之体用”显示了他对钱氏学问、思想的深度研究、理解。此文只是他计划撰写的有关钱锺书史学思想的五篇论文之一，其余四篇为：“史释之循环”、“文史之分合”、“史蕴诗心说”、“六经皆史说”。他写此“五论”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钱先生自应入文学家之列，但实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折通人，其学也绝不限于文学一域，值得广大的文史哲学者，尤其是耕耘一方、专治一端的史学工作者，借照邻壁之光”。虽然现在仅此“一论”，但其目的却已达到。

　　可能是对钱牧斋的研究使他的陈寅恪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陈寅恪的研究使他的钱牧斋理解更加深刻；可能是对章实斋的研究使他对钱锺书的理解更加深刻，但也可能是对钱锺书的研究使他对章实斋的理解更加深刻。不论哪种可能，只有“通古今”才能使人的研究更加深入、认识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