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统治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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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一个领导人、统治者，现代人的大多数回答恐怕只有一条，就是道德品质优秀。尤其是近几年来，官员的孝不孝，官员有没有小三，爱不爱财，酗不酗酒，也成了评价官员的标准。似乎是只要一个人道德品质优秀、良好，就可以当官。但是，一个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就一定能当官吗？当然不是。一个人尽管道德品质优秀，可是也要具备一定的才能，否则，还是窝囊废一个。然而，一个优秀的官员其道德品质必然也是优秀的，这是现代人一致的意见。所以，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因为桃色事件灰溜溜下了台。那什么是人才呢？什么叫有才能呢？其实，就是能够遵循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能够遵守人们共同的社会行为规范的人，就是人才。懂得社会行为规范，懂得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也就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能够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就能处理任何事。不懂得社会行为规范，不懂得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人，只是凭自己的意愿为人处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人能处理好事情吗？所以，人们的社会行为只有遵守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规范，依照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才是正确的，才能算是个人才。如果人们不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不懂得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我行我素，那么他决不是个人才，尽管他足够聪明。因为真正的智慧是建立在万事万物本来如此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上的，运用智慧，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的人，才能真正是人才。
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40年左右的《管子·小匡》中，有一段记载：
桓公说：“我有大的邪行三样，还可以管理国家吗？”管仲回答说：“我还没有听说。”桓公说：“我不幸而喜好打猎，昏暗的夜里来到禽兽旁边，直到深夜看不见禽兽才返回，这样我就无法招徕诸侯和使者，百官有公事也无法向我报告。”管仲回答说：“这件事虽然很不好，但不是十分要紧。”桓公说：“我不幸而喜好饮酒，日夜相继，这样我就无法招徕诸侯和使者，百官有公事也无法向我报告。”管仲回答说：“这件事虽然很不好，但不是十分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丑事，不幸而喜好女色，姑表姐妹也有不嫁出去的。”管仲回答说：“这件事虽然很不好，但不是十分要紧。”桓公脸上变色说：“这三样事尚可以允许，那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管仲回答说：“作为人民的君主唯有优柔寡断和不敏捷是不允许的，优柔寡断就失去众人，不敏捷就办不成事。”
齐桓公集中众人的智慧才建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其中管仲的作用最大。当初要不是采纳管仲的建议，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治理民众，也就不可能藏兵于民。而齐桓公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自认为自己缺点多多，好酒好色还喜好打猎，但管仲不这样看，管仲认为，一个领导人、统治者，最重要的不是有道德，而是不要优柔寡断和不敏捷。再有道德，但遇事优柔寡断不敏捷，任何事都办不成。也就是说，不要患上“选择恐惧症”，在《尚书·洪范》里，人们就是因为“选择恐惧症”而不得不求神问卜。这其实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中的“义”——最佳行为方式。所以先秦儒家并没有讲什么抽象的道德观念，只是提倡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选择最佳行为方式，首先要遵守礼——社会行为规范，这就要用智慧，而智慧是建立在“信”上的。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运用了智慧，遵守了社会行为规范，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所以，这其中的优柔寡断和不敏捷就是没有或者不会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一个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嗜好，但只要按照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原则，什么事都是可以办成的。
“匡”是指纠正、匡正人们的行为，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风俗习惯，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以文化的软约束来纠正、匡正人们的行为，才谈得上去处理治国，处理经济问题、战争问题、刑法问题、安定问题的事等等，而这其中关键问题就是社会的价值观念问题。
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40年左右的《管子·小匡》中，有一段记载：
桓公说：“我有大的邪行三样，还可以管理国家吗？”管仲回答说：“我还没有听说。”桓公说：“我不幸而喜好打猎，昏暗的夜里来到禽兽旁边，直到深夜看不见禽兽才返回，这样我就无法招徕诸侯和使者，百官有公事也无法向我报告。”管仲回答说：“这件事虽然很不好，但不是十分要紧。”桓公说：“我不幸而喜好饮酒，日夜相继，这样我就无法招徕诸侯和使者，百官有公事也无法向我报告。”管仲回答说：“这件事虽然很不好，但不是十分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丑事，不幸而喜好女色，姑表姐妹也有不嫁出去的。”管仲回答说：“这件事虽然很不好，但不是十分要紧。”桓公脸上变色说：“这三样事尚可以允许，那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管仲回答说：“作为人民的君主唯有优柔寡断和不敏捷是不允许的，优柔寡断就失去众人，不敏捷就办不成事。”
齐桓公集中众人的智慧才建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其中管仲的作用最大。当初要不是采纳管仲的建议，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治理民众，也就不可能藏兵于民。而齐桓公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自认为自己缺点多多，好酒好色还喜好打猎，但管仲不这样看，管仲认为，一个领导人、统治者，最重要的不是有道德，而是不要优柔寡断和不敏捷。再有道德，但遇事优柔寡断不敏捷，任何事都办不成。也就是说，不要患上“选择恐惧症”，在《尚书·洪范》里，人们就是因为“选择恐惧症”而不得不求神问卜。这其实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中的“义”——最佳行为方式。所以先秦儒家并没有讲什么抽象的道德观念，只是提倡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选择最佳行为方式，首先要遵守礼——社会行为规范，这就要用智慧，而智慧是建立在“信”上的。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运用了智慧，遵守了社会行为规范，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所以，这其中的优柔寡断和不敏捷就是没有或者不会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一个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嗜好，但只要按照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原则，什么事都是可以办成的。
“匡”是指纠正、匡正人们的行为，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风俗习惯，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以文化的软约束来纠正、匡正人们的行为，才谈得上去处理治国，处理经济问题、战争问题、刑法问题、安定问题的事等等，而这其中关键问题就是社会的价值观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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