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海书评》登载了黄力之《中国专制思想的生产动力》一文，黄文基本表达了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书的原意，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儒学政治只是儒生与帝王的勾结，作为既得利益者阻碍科学和民主的产生与发展。但不能忽视的是，刘氏在原书序言中自道，此书写于1948年，当时的批评对象是国民政府，他痛恨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提倡读经，称之为儒学政治的余孽。这种看法只可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黄教授似意不止于此，还引发感慨质问现今知识分子未曾真正面对历史。笔者愿安承教，同时希望通过考察历史中的儒学，反问于黄教授。
黄氏讲专制思想横贯中国历史，显然他对于“专制”一词尚欠考察。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讲过：专制一词虽在先秦已见于中国史籍，但其原意即不受他人牵制而独作决断，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几乎不用来指称政体。把秦以后两千年的中国政体称为专制，实始于晚近，大体是从梁启超开始，而梁启超也是从日本对西方专制政体的既有翻译转述比附而来。故同为专制一词，在中西语境中的差别可谓天壤悬隔。以今度古，以西度中显然是要不得的。可是近代在经历中西交冲几十年，特别是庚子以后，中国上下人心丕变，崇洋媚外之词，指不胜屈。中国人自甘野蛮，自甘专制的自责比比皆是。义和团之后，从极端的排外急遽转为极端的媚外。故类似梁启超这样对中国政体的称谓和批评多被中国人接受。而“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历史的否定更为激进。但在今日，对于本国历史的看待或许还需更为冷静和历史的态度。
如黄文所言，刘著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认为儒学以国家宗教的形式控制之后近两千年的政治走向。即便我们承认独尊儒术这种大一统的方式，使得儒学思想成为正统。但汉代尤其是汉初，思想本极复杂，黄老思想、阴阳家、儒家都曾成为统治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哪怕到汉宣帝时，仍讲汉代家法本是王霸道杂之。而且接受儒学，也就要承受儒学带来的对君王的规训与限制。故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的同时，也使天人感应之说成为汉代帝王统治思想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成为限制帝王的那部分。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讲：“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灾异之说，尤言之切者，当时也莫若董生。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而且当时的人君亦多遇灾而感到畏惧。
周与商的不同，重要的一点就是周人拜天，代替了商人拜鬼。而天者为何?《尚书》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君王作为统治者，其背负的天命，反映在其身上的就是德行。所以儒学源头的周代如此，到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便能使皇帝有所畏惧，畏惧的反应则是反躬自问自己的德行和人事。
后来随着文教发展，天人感应与灾异之说已渐渐淡去。魏晋动乱，到唐代科举全面施行，知识更为普及，而儒生以学问为干禄之具。固然朝廷以此为诱饵，也诚如黄力之所描述的现象，似乎儒生成为既得利益者之一。正是这种干禄之心，民国时吕思勉已严厉批评：“唐科举以后，有以使士人干进无耻，然而贵贱的阶级平夷了。士人多苟且钻营，世风日下。”故更有五代之乱局，世道凌迟，人心乖离。
“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宋儒亦时运所凑，非程朱私意所得而把持趋率也。”诚如钱穆所言，五代能一变为宋，正是在于宋学带来的道德约束。所以宋代虽政事败于上，但士风正于下。这种纠正能力，绝非用片面的既得利益解释体系所能涵括。
在天意不能畏的时代，士人承担世运，关键在于自身道德的坚持。秦汉以后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因为君王权力的集中，士人“正君”，对君主和将来君主的调教与劝谏显得尤为重要。其实不仅是儒家，在商鞅变法时便有事例，当时秦国太子犯法，两个师傅便代为受过。这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于太子的教育最为看重。而看重的背后，是儒家思想中以道抗势，对君王严格要求的宗旨。宋代程颐直谏皇帝折枝之过;明代廷杖重压之下，而言官前仆后继;清代西太后因护军拦阻太监而欲重刑，言官犯颜抵制等等。帝师和言官，完全以圣人之道为使命，这在政治运行中，难道仅仅是一种既得利益者的作为?儒家以圣君贤相为理想，在君师不能再合一的时代，士大夫以道自任，是一种担当。有担当的儒生身上带有的固性和刚性，很难使得他们仅仅成为统治者鹰犬走狗!古代讲天下，天下乃苍生所在。讲做官，乃是为民父母。孟子讲，岂有为民父母而率兽食人?
钱穆在抗战时期写《国史大纲》，其开篇给该书的读者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第二点是“所以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第三点是“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这段话哪怕在今日也是需要我们引以为深省的。无视儒学在历史中的作用，这样的虚无主义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作 者：裘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