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学”与“儒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一个学派、一类学术、一种思想的描述;后者则是指对儒学所蕴含的学说、理论、价值及其所代表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予以认同和践履的一个人群。儒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几千年，虽历经坎坷，虽受到来自本土及异邦的各种思想文化的冲击与压迫，但它始终没有中断。但是，儒家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五四”以后，所谓“新思想”的入侵，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唯一合法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即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尤其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那一场大动乱以后，儒，已成为落后、反动、迷信的代名词，谁还敢以儒自居?直至改革开放，这种观念依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不仅如此，它甚至还被指责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障碍，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终极原因。

　　你能想象吗，当今中国竟然还有人以“当代儒家”自居，并理直气壮地提出要复辟儒家思想?你能想象吗，这一群“当代儒家”绝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或研究的经历，有些还是以西方哲学与思想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青年才俊?是的，正是这样一群人，勇敢地对西方思想发起了挑战，他们对西方价值观，尤其是西方自诩的所谓“普世价值”提出了诘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的新书《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即是这一群勇敢的斗士们，一次思想碰撞的实录——2011年11月，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以“儒学与普世价值”为主题的学术研讨，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复旦、清华、人大、同济、首都师大等高校的年轻学者们，会后，发言记录由曾亦、郭晓东整理编辑出版。全书十几万字，薄薄的一册，篇幅不算大，但却不啻是当代儒家横空出世的宣言。它宣示着消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儒家的复辟与回归。它尖锐深刻大胆、振聋发聩，它鞭辟入里、以理服人，让人刮目相看。一群年轻人，而且是经过多年西方思想学术浸润的年轻人，返归传统，反戈一击，让那些全盘西化或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人猝不及防。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传统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自信又是基于对中西文明的吸纳、分析与批判之上，基于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与社会变革的综合分析与研究之上的。这些年轻人由于受过很好的中西学术的训练，所以处处显示出学理的深邃与说理的辩证，广征博引，言之有据，而不是说大话、骂粗口，甚至蛮不讲理。

　　二

　　正像《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这次研讨会上集中讨论的即是“普世”与“价值”的问题。当代儒家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而击中肯綮的切入点，集中火力对西方强权政治支撑下的强权文化予以抨击，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传道士们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两面性及意识形态性。

　　所谓“普世性”，最早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后来西方又抽象出自由、民主等概念，认为它们具有普世性。在冷战时期，自由与民主成为西方社会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最有力武器。冷战以后，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自由、民主被明确地套上普世价值的光环而被高悬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头顶之上，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西方强权俨然变成了人类道德的代言人和化身，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冷战失败的前车之鉴，更由于西方强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地位，世人对自由、民主的所谓普世性，要么认之为理所当然，要么心怀不满却不敢反对而噤若寒蝉。

　　正因为这种观念与认识上的错乱，导致了以道德代言人自居的西方强权国家可以随意发动战争，可以随意制裁不听话的个人、组织或国家，可以随意发动颜色革命，可以随意颠覆某个政权，甚至可以随便使用无人机摧毁生命，却很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过，这种所谓的价值究竟是哪一家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否真具有普世性?更没有人想过，在民主、自由之外是否还有更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群年轻人不迷信、不盲从，而是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了大胆的疑问与批评。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这一场讨论中，他们明确指出，任何价值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抽象的。他们认为：“价值是有历史性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民主、平等、法制、人权这些东西看作普世价值，但是，这些普世价值之间却是有内在紧张的。譬如，自由与民生之间，关系怎样?我觉得两者对于不同历史需要来说，是有先后顺序的。”(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他们还指出，所谓普世，其实都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比如，“当初民主和自由跑到中国来时，康有为和孙中山就对两者有不同的取舍，即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自由与民主在西方未必是紧张的，但在中国却是紧张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不需要自由呢?康、孙认为，中国自古就非常自由，并且对于当时之中国现实来说，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无助于中国完成一个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

　　讨论会上，很多学者对西方强权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虚伪与双重标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反对以一种普遍主义的话语来谈普世价值……其实，我们不难看到，西方人是对外讲普遍，对内讲特殊。犹太人更是如此，说自己和上帝立约，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排他性亦见于基督教，更见于当今的美国人。”(陈明)“其实，欧美各国宣扬这个超乎一切民族之上的‘普世价值’，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摧毁一切异质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可见，自由、民主、人权这套普遍话语背后，其实是与民族国家的诉求一致的。”(郝兆宽，复旦大学哲学系)

　　对于西方列强利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当代儒家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指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已被意识形态化，成了西方社会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工具。由于多年的经营，他们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斥一切异质文化为妖魔，弱小者只能接受而无法拒绝。这实在是一种真正的不民主、不平等的强权政治与强权文化。以美国为例，他们的无人机可以随便去别国的领土上杀人，但是一旦美国的无人机杀了美国人的内幕被揭露出来，立即受到议会与舆论的指责。杀外国人可以，这是自由;杀美国人不可以，这是人权——这就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所以，“中国必须警惕自由派的任何异动，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利比亚、叙利亚那种任人宰割的局面，到那时‘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会的一位学者指出，“西方人的普世价值，就是一套意识形态，是西方人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他引用亨廷顿的话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普世主义有三个问题：第一是错误，第二是不道德，第三是危险。在亨廷顿看来，普世价值是大国的幻想，哪种文明都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西方的普世价值只是狭隘的光荣和梦想，推行普世价值会带来文明的巨大冲突和西方的最终失败。卡尔·施米特也说过，提倡普世价值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吴新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参与研讨的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共识，他们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曾亦)“站在儒学立场上，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普世价值是人类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的那种东西。因此，这种东西对于东西方来说，应该是共通的、普遍的。”(郝兆宽)所以，他们认为“儒家讲的礼义廉耻才更有普世价值的意义。”(郝兆宽)他们质问：“到底是人权还是人伦，才真正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唐文明)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应该包含了底线价值的内涵(即“底线伦理”)和“理想普世价值”。“儒家不仅提供了底线的普世价值，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道德金律，同样也提供了大同社会这样的理想模型。”(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的价值观等量齐观，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理性，好像，这是第一次。仅就此而言，它已经宣示了中国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三

　　近现代以来，关于儒学传统的优劣存废问题，一直是一个被不断讨论、争论的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在西方赢得的是一片赞美之声与仰慕之情。这由西方传教士们和一些思想家的著作可以证明。而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直接受惠于中国科举制度，更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一再战败改变了历史，儒学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造成中国落后的替罪羊。研讨会上有人说了一句很令人感慨的话：“有人认为，中国百年来的积弱积贫，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传统文化。可叹啊!这些人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老祖宗，再也没有比这更不肖的子孙了。”(郝兆宽)

　　这固然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是，“五四”以来的儒家遗老们，直到以后的港台“新儒家”们，却一直在抗争，一直在为自己的传统辩护。但同样可悲的事实是，他们始终无法走出“弱者”与“理亏”的梦魇。读了《何谓普世?谁之价值?》我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其实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讨论，争辩双方互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圭臬，所以代表西方的一方当然可以趾高气昂居高临下，而代表“不普世”的另一方即便手握真理也有理讲不清。这就是秀才遇到了兵。我以为，在中西文化讨论的问题上，在儒家价值观的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问题上，一定要跳出一个被预设了的窠臼——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果你预设的前提是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那么，你只能跟着他走，纵有孙悟空的本领，也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可喜的是当代儒家们已经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并跳出了西方列强们设下的陷进。他们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性，他们绝不随别人的音乐起舞，于是他们有了“自说自话”的底气和自信。

　　我很注意这次讨论中学者们对港台“新儒家”的批评：“港台新儒家论证儒家也有普世性的东西，不过，他们对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没有反思，纯粹是简单地接受了自由主义那套普世价值。新儒家没有到西方世界内部考察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西方思想的正脉?是不是西方思想的别子为宗?更没有想到有必要从中国文化出发来审视这些东西是好还是坏?是真是假?他们仅限于论证儒家也有这些东西，即便一时没有，也可以‘开出来’。我认为这个做法很糟糕，没思想，没出息!。”(柯小刚，同济大学哲学系)其实，这种先接受西方的“价值”，然后再来为自己的传统辩护、辩解的做法并不始于港台新儒家，“五四”以后的儒家们也是这么做的。当然，摆在“五四”儒者们面前的是丧权辱国、家破国亡的惨痛事实，是西方文明把东方文明击得粉碎的现实。他们没有辩说的底气，只能退而求其次，说人家有的我家也有，没有的可以开出来。显然，这样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从“五四”到港台新儒家，他们始终处于被动、“理亏”的尴尬境地。“新儒家表面上听起来很强硬，好像自由、民主、科学那些东西，都可以从自己这里开出来。但是，这种说法却证实了自己骨子里的虚弱。因为按照这套逻辑，我们事先认可了西方的那套价值，然后再从儒家中引出这些东西来。这样的话，新儒学就缺乏对整个西方的自由、民主应有的反省与批判。”(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儒家自我觉醒的一天，一群年轻的当代儒家挣脱了捆绑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锁链，发出了文化主体与文化自觉的呐喊。他们说：“中国自有主体性，必须超越左右，才能回归传统。”(郝兆宽)“儒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复兴、民族责任和天下情怀，应该以此为前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陈明)“现在当务之急不再是吸取外来文明的问题，而是要先把自己的文明从根柢上树立起来，这样才可能对中西文化有真正的融合。”(曾亦)他们认为，如果不破除对外来思想的迷信，就无法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应该像日本一样，主动地吸纳自己的民族传统，而不是排斥自己的传统。”(曾亦)“我们讲价值的时候，一定要讲价值的主体性，一定要问问这到底是谁的普世价值。”(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当然，对这批年轻的当代儒家来说，他们的道路还很漫长。在讨论中，有学者认为，以前的种种儒家形态“都不自觉地以西方思想为理论背景，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答普世性与本土性的问题。儒家应该主动地设置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回答西方人的问题，这是根本重要的”。“儒家首先要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设置我们自己的议题，并让它成为世界性的话题。这些话题既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又是从儒家自身传统出发的一套独立自主的论述。”(柯小刚)是的，我们首先得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式”的。其实，我们的先人早已为我们设计了一整套中国式的哲学的、伦理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话语系统。这套系统经过宋明理学的整合、再创造，已经很严密而系统，它也许无法(其实也无需)和西方的话语系统相对接，但它足以用来讨论中国乃至世界的各种理论、学术、社会问题。只是近百年来我们自己把它弃之深阁了而已。以前，我们一直对西方亦步亦趋，甚至鹦鹉学舌，但讲来讲去还是“洋泾浜”，不伦不类，你学得再像，也不会被西方所接受。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洋人们也来学学中国话和中国式的学术话语了呢?让中国式话语与议题“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此其时也!

　　笔者长期从事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的研究、传承与弘扬，但是长久以来伴随着我的却是无可奈何的焦虑。不曾想到的是，当下中国还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出入西马，返归传统，有勇气、有胆识、有学问、有担当。读了他们的书，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尽管西化、奴化已经积重难返了，但中国毕竟还有这样一群如此头脑清醒的年轻人。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应该是可以预期的了。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  者：朱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