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超
“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图书中童趣盎然的《故宫三字经》
北京一月的一个下午，从故宫北面神武门进入，往西就到了建福宫。路上相隔不远数次出现的“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图书发布会卡通帝王形象指路牌，对紫禁城的尊贵、谨严和繁复似乎是种消解。与前来捧场的王刚、马未都、梁文道等嘉宾相比，当天活动主角，这套书的策划、主创，香港设计师赵广超显得少言寡语。多年来，他的艺术设计、创作事业就如那卡通指路牌，致力于揭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秘面纱，给读者一个亲近传统的捷径。
曾在巴黎的法国贝桑松艺术学院攻读造型艺术、美术与设计分析专业的赵广超对于西方艺术设计相当熟悉，但他上世纪90年代回到香港后，除在香港演艺学院等院校从事艺术教育外，创作与设计方向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掘与表达、传播和普及上。他创立了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并担纲总监，先后出版的《不只中国木建筑》、《笔记〈清明上河图〉》、《一章“木椅”》、《十二美人》等图书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与内涵的传达、图书装帧美学的呈现、传统元素与当代人审美习惯的结合等方面表现突出，这些图书不止在港台及海外，在中国大陆出版后也很受认可。近年来，与很多“北上”的港台艺术家一样，赵广超的工作重心逐渐向中国大陆倾斜，目前他是故宫《紫禁城》杂志编辑委员、故宫出版社出版及教育推广顾问，为2010年上海世博中国馆“智慧长河”项目做设计顾问，与央视纪录频道的《故宫100》亦有合作。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起“我的家在紫禁城”这个包括图书出版、工作坊、展览等内容的项目，说惯了粤语的赵广超尽管普通话不是很流利，仍然健谈：“2008年，香港何鸿毅家族基金委托我构想一套可以让小朋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书。这套书的形式很轻松，但我们的态度很严肃。我想的是把这套书做成一家三代都可以看，比如《中国建筑·自然组曲》可以给爷爷看，《在紫禁城》让爸爸妈妈看，《故宫三字经》给小朋友用顺口溜的方式读。书里的文字简单、有韵律，要是背诵下来的话就成了故宫小专家了。”他坦承这种一家三代的读者定位对于商业社会中的出版项目来说是很冒险的，但他也觉得，既然基金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传播的载体肯定是侧重在社会和家庭。
为了实现上述愿望，赵广超和他的团队在确定这一图书出版计划后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我的专业背景并非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所以做这个项目还是蛮吃力的。一边看书、构思，一边做，不管是用漫画绘本还是用文字图像呈现，归根结底在于我们要在书中传播什么知识?”他表示做这套书的过程也是学习。
以三字经方式讲述紫禁城六百年人和事的《故宫三字经》，文字部分出自赵广超之手，他笑笑说，“我是广东人，担心我写的三字经音韵不准确、在故宫常识方面犯错。于是我把初稿寄给故宫专家们看，也许他们比较尊重我的语言风格吧，没有太大的改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图书中《幸福的碗》、《小动物起宫殿》两本是由“麦兜”系列出版物的创作者谢立文和麦家碧完成的，内容与这一系列统一，而形式则延续了二位此前“麦兜”系列的风格。“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但邀请他们参与这个系列的创作，包括跟他们充分沟通我的想法，足足花了一年时间。”赵广超说，“我要他们保持原来的风格，这样出来的作品，读者年龄层还可以再降一些，降到小孩子也能读的程度”。
说起当初为何确定以紫禁城为创作题材，他表示，“外国人了解中国常常是从天安门、故宫、长城、兵马俑开始，这些地方不用宣传他们也知道。这几个地方中最复杂最有趣的还是紫禁城，这里包含好几个朝代的密码，我做这个系列图书就像拿着放大镜去观察”。
赵广超告诉记者，他这些年创作的很多项目、出版的图书大多会延伸出与公众互动的工作坊等活动，“‘我的家在紫禁城’在香港出版后，我们已经陆续在香港的一些小学、中学做了2400场工作坊，我来选择老师，由他们现场讲，和小朋友交流”。 “我还想过，这套书在大陆出版后，要是在北京搞活动就定位成‘我心目中的紫禁城’。因为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家本来就和紫禁城在同一个城市。第二阶段，可以把主题变为‘紫禁城在我的家’”。从前在法国读书时，他住的地方离卢浮宫不远，很多当地朋友可能只去过卢浮宫一两次，仍会为此骄傲，“我觉得北京居民对紫禁城的感情也是这样，每个地方的人都会对城市里的古迹有感情”。
今年年底，“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图书英文版将在纽约出版，该书中文版样书也已带给涉及日文版出版的相关人士，“比较乐观的是，之前我做的《笔记〈清明上河图〉》海外版本很被接受，这也许对‘我的家在紫禁城’的版权输出有帮助”。他甚至还设想，时机成熟了就将这套书做成动画片……“文化不止意味着创作，有时候也是一种责任”，多年致力于传播、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他希望不断尝试，打开创作的另一个方向。
生在香港，又在法国读书，学的还是关于西方艺术范畴的专业，赵广超怎么会把关注的焦点和创作重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当年从法国回到香港教书，我发现香港同事和学生们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淡漠，他们总是向我询问关于欧美的很遥远的事情”。早在法国读书时赵广超就觉得，“中国人，特别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自己的文化，就没什么前途可言。从欧美搬来价值系统，却不重视中国的价值系统，这样自己的价值观也显得不真实”。他当时在法国已经从事一些艺术创作，身边也有同行、朋友认为他发展得不错，“但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反而不舒服，如果一位中国艺术家的价值观和创作范畴都在西方艺术范围里，哪怕看上去风光，也是不明智的”。
带着这样的思路回到香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进而醉心其中是顺理成章的。他善于用公众容易接受的形式把中国传统的、艺术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他特别强调创作中要注意的方面，“创作的困难并不在于你要在作品中表达多少信息，而是你的作品中不要哪些东西。作品不是为了让读者知道你懂多少，而是要看读者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与文化艺术有关的作品，创作的过程也是建立感情的过程，感情往往比学什么更重要”。他颇有感慨地说，每次看到一个中国人只有到了退休之后才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就觉得很遗憾。这固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太博大、统摄性太强，没有一定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不懂得欣赏，但人上了年纪也就没了冒险精神，“我现在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就是种冒险，艺术创作中意境和技术不是一回事”。
文字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