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说：“甜蜜花巧的话语，奉承讨好的脸色，过分做足的恭敬，左丘明以之为耻，我孔丘也以之为耻。隐藏起怨恨，假装和他友善要好，左丘明以之为耻，我孔丘也以之为耻。”

　　在这里，孔子列举了三种人格姿态：巧言、令色、足恭;再加一种行为：匿怨而友其人。他还引用左丘明的态度，对这些人格和行为做出了“耻”的宣判。

　　要知道，“耻”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道德法庭的最严厉判决。

　　我们来分析一下孔子的判决。

　　先看巧言、令色。

　　巧和令本来都是好词，比如“巧笑”就好，《诗经》这么写女子，孔子很欣赏——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为什么用在言和色上，就让君子引以为耻了呢?

　　因为，对别人花言巧语，胁肩谄笑，不仅有违真诚，还是自我的奴化。

　　更糟糕的是，这种自我人格奴化，会导致君子方正人格瞬间坍塌、萎缩，所以子曰：“巧言乱德”(《卫灵公》)，指的就是巧言对于人的德性的伤害，甚至直接伤害到君子人格中的膏肓部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中这句话在《学而》、《阳货》中两次出现，不能仅仅理解为编纂上的疏忽。

　　再看“恭”。

　　孔子是很赞赏为人之“恭”的，他说君子是“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论语·颜渊》)。他称赞他的好兄长子产，是“其行己也恭”(《公冶长》)。学生樊迟问仁，他的回答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学生子张问仁，他的回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阳货》)，第一个就是“恭”。君子“九思”也有“貌思恭”(《季氏》)这一思。他自己，不仅“温良恭俭让”(《学而》)，日常气质还“恭而安”(《述而》)。

　　所以，孔子反对的，不是“恭”，而是“足恭”，就是刻意做足的恭。

　　举个例子，在街上碰到老师，打个招呼，问个好，甚至鞠个躬，都是“恭”，很好。但假若突然趴到地上去磕头，那就不好，是“足恭”。这种“做足”的“恭”里，一定有“做”的成分，其用心，就不好说了。

　　恭是道德的正态。

　　足恭是道德的变态，也是道德的丑态。

　　再看“匿怨而友其人”，这也不好。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对人对己，都不公平。

　　怨他，却又要强迫自己与之为友，这难道不是对自己不公平?

　　与之为友，却又内心怨恨他，这难道不是对别人不公平?君子不屈己，亦不欺人。

　　实行道德，须是随意的而不是刻意和曲意的。道德的状态应该是随意自然的状态，不自然的状态一定不是道德的状态，至少不是自发自觉的道德状态，而是扭曲的状态——有时是被外力强迫而扭曲，有时甚至是被自己强迫而扭曲。这种扭曲的社会道德状态或个体道德状态，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别扭——那是不舒展的道德的别扭。
 

作  者：鲍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