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5日 孙章院长近期为《科学》杂志撰文《幸福感的三维思考——兼议“
广鉴文化孙章院长近期为《科学》杂志撰文《幸福感的三维思考——兼议“汽车共享”》，刊登在《科学》杂志2013年第一期的第1-2页，现全文转载如下 ：
常言道：“三生有幸”。其中的“三生”通常是就时间而言，意指祖孙三代，或者是佛学中的“前世、今世、来世”，它们都是沿着时间轴展开的。如果从“时空社会学”来看，幸福还存在于三维空间中，“三生”就是三根坐标轴，它们是物质生活、制度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比较富裕，并且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良好的心态，他就会感到幸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在笔者看来，对于幸福的国家而言，这一论断恰好相反。人们对不幸福的国家的认识非常一致，就是指那些贫穷、发生战乱或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而什么样的国家最幸福，则各有各的理解，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国际组织把不丹评为最幸福的国家，可是不丹的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也许正因为此，2012年4月5日，联合国首次发布了《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在2005-2011年期间的“幸福程度”进行排名。丹麦得8分（满分为10分），位居第一；芬兰、挪威、荷兰紧随其后，居第二、三、四位；美国列第11位，中国香港居第67位，中国内地为第112位。
联合国的幸福指数评价标准比较复杂，它不像GDP那样可以精确统计和排名，因为它涉及教育、健康、环境、管理、闲暇时间（过了物质门槛之后休闲时间的多少与幸福程度有关）、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方面。幸福要素还包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稳定的家庭和婚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显示，富裕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一般比较高，人均收入前15位的国家，占据了幸福榜上的前4名。然而财富并非决定性因素，幸福的国家倾向于比较富裕而不是最富裕者。GDP占世界第一的美国并不在前列。
在这一点上，个人和国家的幸福观是一致的。根据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所作的个人月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性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10月29日在《凤凰卫视》公布）：收入最高者（月收入1万元以上）感到“很不幸福”的比例最高（12%），超过了低收入者（月收入5千元以下）的3%和中等收入者（月收入5千元至1万元）的1%。
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对幸福有着比较全面的理解。以宋代汪洙写的《喜》为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诗中只有第一句讲的是物质生活，其他三句说的都是人际关系和内心感受。
说到底，幸福是一种感受，是人们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制度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感受到的一种内心的满意程度。幸福不能简单地与财富划等号。物质生活一般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除物质以外，还需要有和谐的制度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要讲民主法制，讲公平正义；还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保持心态平衡。研究表明，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的人，其幸福指数要比没有信仰的人群高。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具有豪情壮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烈士的诗句言犹在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的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遗作《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中说：“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禅宗说：“活着的人最大的事就是生死，而佛教能帮助人了生死。”百岁老人冰心晚年曾为来探望的朋友写下了两句话：“人间的追悼会，就是天上的婚筵。”一个人若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就能保持坦然、宁静的心态，其一生的幸福指数就高。
在物质生活领域，天才数学家伯努利（D. Bernoulli，1700—1782）在1738年给出了一个幸福的计算法则：幸福等于我们所要的每样东西的概率和其有用性（效用）的乘积。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842-1924）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中，给出了幸福的计算公式：幸福=效用/欲望。
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式，所谓幸福就是尽可能地获得资源，以便缩小与欲望之间的差距。
在笔者看来，一个人的幸福感就等于他已经得到的除以他想要得到的。即幸福=已得到的/想得到的。如果一个人已经得到的与他自己所预定的目标非常接近，就会感到很幸福；反之，如果他已经得到的与所设定的目标相距甚远，就不会感到幸福。可见，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跟他所设定的目标有着很大关系。
常言道“知足常乐”。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从节约资源、能源的角度，应提倡适度消费，不能过度。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往往采用限制人的欲望的办法,提倡“清心寡欲”；然而随着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快速提升，人类的欲望急剧膨胀，造成了过度消费，美国3.13亿人口就消耗了世界能源的25%。中国现在13.7亿人口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的19.3%。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适度消费。从限制消费到过度消费，再回归到适度消费，这符合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原理。
试以物质生活上的衣食住行为例。
一个人拥有十件衬衫与一万件衬衫其效用没有多大差别。在食和住方面，古人说得好：“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栖树，不过一枝。”
再看“行”的需求，即交通需求。大家都要去买小汽车吗？要知道，在现代都市里，小汽车不应该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而是休闲工具，上下班主要应该依靠公共交通，靠地铁、轻轨，靠公共电汽车，否则城市交通将变得拥堵不堪、寸步难行。现在已经有人调侃说，北京是“首堵”，深圳是深度堵，广州是广泛堵，成都是成天堵，重庆是重复堵，天津是天天堵，上海是上班堵……
再如飙车，笔者认为也属于过度消费。追求狂奔的快感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对于动物而言，狂奔的意义非同小可，能决定它们的生死存亡。而人去飙车没有实际意义，交通运输的功能已荡然无存，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刺激。还要花费钢材、汽油等资源，占有土地，带来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甚至造成伤亡，有百弊而无一利。
拥有一辆私家车的做法，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里已经过时。一种共同拥有汽车的新模式——“汽车共享”（car-sharing）正在悄然兴起。汽车共享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拼车，即多人合乘同一辆汽车；新推行的汽车共享则是另外一种含义，特指汽车的使用权共享，类似于会员制的汽车租赁，但又与汽车租赁不同，汽车共享往往把服务网点布置在社区，供小区居民使用，体现了社区共享。
参加汽车共享可省去购车成本，只需支付每月的会员费和以时间、距离计价的使用费。以德国不来梅的汽车共享组织为例，会员需缴纳30 欧元（约合240元人民币）注册费以及每月10欧元（约合80元人民币）的会员费。
由于购车、养车的固定成本较高，而使用的边际成本较低，致使大量原可省去的小汽车低效出行会大幅增加。而从汽车共享的实施效果看，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私家车的拥有，还可以降低小汽车的使用强度。
汽车共享还有利于推广新能源汽车。这是因为汽车共享一般在固定地点取车，若采用电动汽车作为主力车型，则可以基本解决充电难题。以2011年12月启动的巴黎“Autolib”汽车共享计划为例，它的最大亮点就是全部采用电动汽车，而且能覆盖巴黎市区以及45个近郊市镇，共拥有3000辆电动汽车以及1100个租车站。市民花5欧元（约合40元人民币）就可以租用电动汽车半小时，然后归还到租车站的充电桩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表明，一辆公共电动汽车能代替9～13辆私人汽车。实现汽车共享还可以大大节省汽车停车位所占用的土地。
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从9月29日到10月7日，央视新闻频道连续9天播放《你幸福吗》街坊纪实节目，并在《新闻联播》播出了8集。因此，“你幸福吗”已被媒体评为“2012年十大网络用语”之一。这档节目引发了当代中国人对幸福的深入思考。
我国有所谓“国骂”，笔者认为重要的倒是“国问”。“你吃了吗？”曾经是国人最常用的问候语，表示人们主要关心物质生活,首先要解决好温饱问题；笔者衷心希望以 “找幸福”节目为契机，将此国问从“1.0版本”（一维空间）的“你吃了吗”升级换代为“3.0版本”（三维空间）的“你幸福吗”，用以表示除了关心物质生活的丰富之外，还要关注人际关系与内心的和谐。
常言道：“三生有幸”。其中的“三生”通常是就时间而言，意指祖孙三代，或者是佛学中的“前世、今世、来世”，它们都是沿着时间轴展开的。如果从“时空社会学”来看，幸福还存在于三维空间中，“三生”就是三根坐标轴，它们是物质生活、制度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比较富裕，并且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良好的心态，他就会感到幸福。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在笔者看来，对于幸福的国家而言，这一论断恰好相反。人们对不幸福的国家的认识非常一致，就是指那些贫穷、发生战乱或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而什么样的国家最幸福，则各有各的理解，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国际组织把不丹评为最幸福的国家，可是不丹的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也许正因为此，2012年4月5日，联合国首次发布了《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在2005-2011年期间的“幸福程度”进行排名。丹麦得8分（满分为10分），位居第一；芬兰、挪威、荷兰紧随其后，居第二、三、四位；美国列第11位，中国香港居第67位，中国内地为第112位。
联合国的幸福指数评价标准比较复杂，它不像GDP那样可以精确统计和排名，因为它涉及教育、健康、环境、管理、闲暇时间（过了物质门槛之后休闲时间的多少与幸福程度有关）、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方面。幸福要素还包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稳定的家庭和婚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显示，富裕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一般比较高，人均收入前15位的国家，占据了幸福榜上的前4名。然而财富并非决定性因素，幸福的国家倾向于比较富裕而不是最富裕者。GDP占世界第一的美国并不在前列。
在这一点上，个人和国家的幸福观是一致的。根据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所作的个人月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性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10月29日在《凤凰卫视》公布）：收入最高者（月收入1万元以上）感到“很不幸福”的比例最高（12%），超过了低收入者（月收入5千元以下）的3%和中等收入者（月收入5千元至1万元）的1%。
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对幸福有着比较全面的理解。以宋代汪洙写的《喜》为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诗中只有第一句讲的是物质生活，其他三句说的都是人际关系和内心感受。
说到底，幸福是一种感受，是人们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制度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感受到的一种内心的满意程度。幸福不能简单地与财富划等号。物质生活一般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除物质以外，还需要有和谐的制度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要讲民主法制，讲公平正义；还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保持心态平衡。研究表明，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的人，其幸福指数要比没有信仰的人群高。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具有豪情壮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烈士的诗句言犹在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的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遗作《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中说：“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禅宗说：“活着的人最大的事就是生死，而佛教能帮助人了生死。”百岁老人冰心晚年曾为来探望的朋友写下了两句话：“人间的追悼会，就是天上的婚筵。”一个人若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就能保持坦然、宁静的心态，其一生的幸福指数就高。
在物质生活领域，天才数学家伯努利（D. Bernoulli，1700—1782）在1738年给出了一个幸福的计算法则：幸福等于我们所要的每样东西的概率和其有用性（效用）的乘积。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842-1924）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中，给出了幸福的计算公式：幸福=效用/欲望。
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式，所谓幸福就是尽可能地获得资源，以便缩小与欲望之间的差距。
在笔者看来，一个人的幸福感就等于他已经得到的除以他想要得到的。即幸福=已得到的/想得到的。如果一个人已经得到的与他自己所预定的目标非常接近，就会感到很幸福；反之，如果他已经得到的与所设定的目标相距甚远，就不会感到幸福。可见，一个人是否感到幸福跟他所设定的目标有着很大关系。
常言道“知足常乐”。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从节约资源、能源的角度，应提倡适度消费，不能过度。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往往采用限制人的欲望的办法,提倡“清心寡欲”；然而随着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快速提升，人类的欲望急剧膨胀，造成了过度消费，美国3.13亿人口就消耗了世界能源的25%。中国现在13.7亿人口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源的19.3%。正确的方针应该是适度消费。从限制消费到过度消费，再回归到适度消费，这符合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原理。
试以物质生活上的衣食住行为例。
一个人拥有十件衬衫与一万件衬衫其效用没有多大差别。在食和住方面，古人说得好：“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栖树，不过一枝。”
再看“行”的需求，即交通需求。大家都要去买小汽车吗？要知道，在现代都市里，小汽车不应该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而是休闲工具，上下班主要应该依靠公共交通，靠地铁、轻轨，靠公共电汽车，否则城市交通将变得拥堵不堪、寸步难行。现在已经有人调侃说，北京是“首堵”，深圳是深度堵，广州是广泛堵，成都是成天堵，重庆是重复堵，天津是天天堵，上海是上班堵……
再如飙车，笔者认为也属于过度消费。追求狂奔的快感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对于动物而言，狂奔的意义非同小可，能决定它们的生死存亡。而人去飙车没有实际意义，交通运输的功能已荡然无存，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刺激。还要花费钢材、汽油等资源，占有土地，带来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甚至造成伤亡，有百弊而无一利。
拥有一辆私家车的做法，在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里已经过时。一种共同拥有汽车的新模式——“汽车共享”（car-sharing）正在悄然兴起。汽车共享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拼车，即多人合乘同一辆汽车；新推行的汽车共享则是另外一种含义，特指汽车的使用权共享，类似于会员制的汽车租赁，但又与汽车租赁不同，汽车共享往往把服务网点布置在社区，供小区居民使用，体现了社区共享。
参加汽车共享可省去购车成本，只需支付每月的会员费和以时间、距离计价的使用费。以德国不来梅的汽车共享组织为例，会员需缴纳30 欧元（约合240元人民币）注册费以及每月10欧元（约合80元人民币）的会员费。
由于购车、养车的固定成本较高，而使用的边际成本较低，致使大量原可省去的小汽车低效出行会大幅增加。而从汽车共享的实施效果看，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私家车的拥有，还可以降低小汽车的使用强度。
汽车共享还有利于推广新能源汽车。这是因为汽车共享一般在固定地点取车，若采用电动汽车作为主力车型，则可以基本解决充电难题。以2011年12月启动的巴黎“Autolib”汽车共享计划为例，它的最大亮点就是全部采用电动汽车，而且能覆盖巴黎市区以及45个近郊市镇，共拥有3000辆电动汽车以及1100个租车站。市民花5欧元（约合40元人民币）就可以租用电动汽车半小时，然后归还到租车站的充电桩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表明，一辆公共电动汽车能代替9～13辆私人汽车。实现汽车共享还可以大大节省汽车停车位所占用的土地。
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从9月29日到10月7日，央视新闻频道连续9天播放《你幸福吗》街坊纪实节目，并在《新闻联播》播出了8集。因此，“你幸福吗”已被媒体评为“2012年十大网络用语”之一。这档节目引发了当代中国人对幸福的深入思考。
我国有所谓“国骂”，笔者认为重要的倒是“国问”。“你吃了吗？”曾经是国人最常用的问候语，表示人们主要关心物质生活,首先要解决好温饱问题；笔者衷心希望以 “找幸福”节目为契机，将此国问从“1.0版本”（一维空间）的“你吃了吗”升级换代为“3.0版本”（三维空间）的“你幸福吗”，用以表示除了关心物质生活的丰富之外，还要关注人际关系与内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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